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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我們的政府機構創建并且保護了大型企業，它們才得以存在；因此，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確保大型企業與這些機構和睦相處。
——西奧多·羅斯福，國情咨文
1901年
12月3日
人們對實力雄厚的銀行素來有所懷疑，美國歷史有多久，此懷疑存在就有多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馬斯·杰斐遜時代。托馬斯·杰斐遜身為《獨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在喬治·華盛頓任總統期間擔任美國國務卿，而后成為美國的第三任總統，他是個人自由的忠誠擁護者。杰斐遜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受人敬重，但人們通常認為他算不上是一個經濟學家。杰斐遜主張農業社會，這個社會有著權力分散的機構，各部門享有有限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他對銀行的懷疑根深蒂固，他用尖刻的語言批評銀行“我十分‘認同’你的觀點，那就是金融機構比常備軍更加危險”。在寫給詹姆斯·麥迪遜的信中，杰斐遜甚至嚴肅地提議道，任何與聯邦政府特許銀行合作的人都犯有叛國罪，并且應當被處以死刑。
然而，美國終究沒有成為一個權力分散的農業社會，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歷史上一直都有人支持金融、商業與工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反對杰斐遜的觀點，身為華盛頓任總統期間的財政部長，他支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夠積極地支持經濟發展。漢密爾頓尤其認為，政府應當確保有足夠的貸款來支持經濟的發展，并且將美國轉變為一個繁榮的企業國家。漢密爾頓的想法要實現，就必須引進現代的金融模式，而這正是杰斐遜所反對的。到了今時今日，杰斐遜與漢密爾頓之間的這種對立仍然存在。
漢密爾頓贊成效仿英格蘭銀行，建立一個國家特許的（盡管主要為私營的）銀行，用來管理聯邦政府的資金，并且作為政府與經濟機構重要的信貸來源。1791年，國會很快通過了建立合眾國第一銀行的立法。然而，杰斐遜極力游說華盛頓總統否決該立法，他辨論道，根據《憲法第十修正案》，《憲法》沒有明確授予國會特許設立銀行的權力，因此，這項權力屬于各州（“《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①華盛頓竟然要求詹姆斯·麥迪遜（《憲法》與《權利法案》的主要撰稿人）起草一份否決書，但是他也允許漢密爾頓作出回應。漢密爾頓寫了長達15
000字的備忘錄，大部分是在最后緊要關頭寫的。他憑借備忘錄說服了華盛頓，讓他相信聯邦銀行是“必要的且適當的”，是國會權力與責任的實施，國會有責任促進財政穩定，通過支持更廣泛的商業體制來規范貿易。于是總統簽署了該立法，而且沒有給杰斐遜反駁的機會。
雖然經過了一場混亂與激烈的爭辯，這個事件的結局卻相當平淡。總的來說，合眾國銀行正如漢密爾頓宣揚的那樣運行：管理政府的收支以及疏通費。而當時國家金融體系的其他部門都是小規模且分立的。此項舉動為漢密爾頓贏得了很多擁護者，但是不包括杰斐遜與麥迪遜（至少最初時），他們兩個創建了民主共和黨，與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互相對立。創建新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合眾國銀行。
漢密爾頓在基本經濟問題上都是正確的。正如現代學者理查德·西拉與彼得·盧梭所指出的那樣，早期美國的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建立一個運作良好的金融體系。18世紀80年代的美國“幾乎缺少現代金融體系的所有要素，但是截至19世紀20年代，美國的金融體系既創新性又規模龐大，甚至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有這樣喜人的結果不僅僅是因為合眾國銀行，漢密爾頓實行的其他金融改革措施也起了作用。他謹慎地管理財政部的現金收支，同時把資金儲蓄在“有良好信譽的銀行”；另一方面，他向國會呈遞關于信貸與制造業的報告，這些報告頗具影響力。漢密爾頓成功說服聯邦政府承擔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各州蒙受的債務，這個舉動開創了寶貴的先例，那就是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償還債務。羅恩·徹諾說：“與其說漢密爾頓創建了美國的市場經濟，不如說他促成了良好的文化與法律環境，讓市場經濟得以繁榮發展。”漢密爾頓的舉動給銀行業帶來了一個穩定與相對有利的環境。1789年，美國只有3家銀行，但是到了18世紀90年代，便有了28家特許銀行，在19世紀最初10年，又有了另外73家銀行。銀行股東承擔有限責任，在當時是一種創新（19世紀50年代以前，英國只有英格蘭銀行承擔有限責任），這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企業家與資金。截至1825年，那時美國與英國人口大致相同（分別是1
110萬與1
290萬），但是美國的銀行資本差不多是英國的2.5倍。
同時，美國的股票市場發展也很快速，欣欣向榮，從而吸引了全球的資金。截至1803年，歐洲投資家掌握了美國超過一半的證券。截至1825年，美國已經有了232個上市證券（紐約、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與查爾斯頓合在一起），直逼英國的320個上市證券；并且，兩國有著接近的股票市場資本化水平。美國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很多都代表了現代經濟的領先部門，包括保險業、運輸業、公共事業以及制造業。豐厚的銀行資本與股權融資意味著足夠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新出現的以及擴張中的行業—最初這些行業都集中在新英格蘭，但是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美各地。
19世紀早期，隨著工業革命傳播到美國，現代金融體系變得尤為重要。杰斐遜與漢密爾頓都沒有預見到這一點。當他們兩人忙于激烈爭論時，工業革命還發生在小范圍內，大部分集中在英國。隨著技術逐步應用于商品生產，美國經濟的潛在產出將會大幅提升，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也將會永久地改變。因為工業化的實現需要投資新的技術，所以同樣也需要信貸。杰斐遜提倡小規模的農場，這也許代表了民主政治的一種理想（至少對那些有幸擁有自己的農場，而不是作為奴隸在農場工作的人而言），但是長久的繁榮需要大規模的商業與工業，而這兩者都需要銀行。回顧過去，杰斐遜關于經濟的觀點顯得古怪且無知，或者說他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厭惡北方商業從中獲益。他正確地預見到，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會使北方商業受益，并且會最終傷害南方種植園園主（與奴隸）的利益，比如他自己。
也許漢密爾頓對于經濟學的看法是對的，但這并不是杰斐遜的首要顧慮。杰斐遜對于大型金融機構的擔心與資金的有效分配無關，他真正擔心的是權力問題。杰斐遜認識到，銀行的關鍵經濟職能—調節金融交易，創造信貸且管理信貸的提供—將會給銀行帶來經濟與政治權力。18世紀90年代，杰斐遜尤其擔心合眾國銀行可能會替代聯邦政府，成為主要的債權人與支付代理機構，并且合眾國銀行會挑選經濟贏家與輸家，自行決定給予或不給予貸款。在過去的200年里，金融機構以及市場與經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息息相關，大型公司甚至依賴短期貸款來管理現金流動，其程度好比它們對電的依賴。在杰斐遜看來，金融對社會的日漸重要，只會給銀行帶來更多的權力—這些權力將會使銀行家受益，更為重要的是，將會威脅到美國的民主。
在經濟政策方面，美國傾向于漢密爾頓的想法。正如卡爾文·柯立芝總統于1925年所說的：“（美國人民）極為關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購買、銷售、投資與繁榮。”大多數時候，這種想法為美國帶來了利益。美國金融部門時常將資金匯集到新的技術與生產加工上，從長遠來看，這些技術與加工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非常關鍵；若非這樣，美國也不會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
然而，美國的漢密爾頓傾向—尋求效率，推崇大規模，看好任何能賺錢的事物—多多少少受到杰斐遜思想的牽制。盡管杰斐遜在合眾國銀行一事上戰敗了（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并沒有發生），但是他的事業后繼有人，其中有三位最為重要的接班人，他們繼續對集中的經濟權力或者說金融權力進行抑制。19世紀30年代，安德魯·杰克遜總統摧毀合眾國第二銀行，阻礙了集權金融部門的發展。20世紀初葉，西奧多·羅斯福發動了反托拉斯運動，最終，實力雄厚的私有銀行毫發未損，以J·P·摩根銀行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正值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終于有機會將最大的幾家銀行解散，并且制約了它們的風險行為。雖然這些總統沒有達成所有目標，但是杰斐遜的思想平衡了漢密爾頓的影響力，阻止了強大且不受拘束的金融體系，讓其無法破壞更長遠更全面的繁榮。美國的金融體系一直搖擺于集權與分散之間，但是長遠來看，這樣的搖擺帶來了無可匹敵的繁榮昌盛，并且也沒有破壞美國的民主體制—至少現在還沒有。今天，美國面對的是它歷史上最強大也最集權的金融部門，杰斐遜的思想值得再次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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