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華爾街之路，是從賭場開始的。
    若干年前，我坐在賭場里對著一大堆紅紅綠綠的籌碼計算得失，給自己掙點零花錢；若干年后，我管理著數億美元的交易賬簿，為銀行創造著以千萬美元計的利潤。 這之間的跨度不可謂不大，卻又似乎不是很大：都是賭，賭注不同而已。
    關于賭，我應該很有些遺傳：據說我太爺爺就好賭，我太姥爺還開過麻將館。 我繼承了兩邊的基因，然而由于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的好賭本性很長時間內受到了壓抑，以致轉而熱愛數學，并且混進了北京大學。 不過大學四年我只學明白了一件事：數學這個領域太過艱深，而我真正精通的只有算術，還是揚長避短，找個與算術關系密切的職業比較穩妥。
    畢業后我隨著出國大潮“盲流”到美國，踏著前輩們的足跡轉學了電腦，卻沒有順理成章地奔赴硅谷，而是誤打誤撞進了某投資銀行從事IT工作。 其實那時候我都不清楚投資銀行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覺得每天與變幻莫測的市場打交道應該很酷。
    到了華爾街之后我才發現，雖然“身在賭場”，可我的工作與“押寶下注”毫不沾邊。 我所在的部門屬于“后臺”(Back Office)，與直接負責融資交易的“前臺”(Front Office)完全不是一回事，待遇也差別很大。形象地說：前臺負責戰斗，后臺負責保障支援，雖然陳老總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可立功受獎的都是解放軍戰士。中央軍委的新年嘉獎令上寫得明白：解放軍指戰員，每人慰問一斤豬肉、五包香煙；支前群眾，每人一包香煙。投資銀行發放年終獎金，也照此辦理。
    在投行久了，我自然想轉到前臺工作，其中固然有“一斤豬肉、五包香煙”的誘惑，更重要的是我很想體驗在市場中沖浪的感覺，每天和數字打交道似乎也能發揮我“精通算術”的特長。 但想從后臺轉到前臺十分困難，基本只能靠“二進宮”，去名牌大學商學院“回鍋”讀書，畢業后重新找前臺的工作。我本來早想走這條路，無奈為了個破綠卡蹉跎了好幾年。不過這幾年倒也沒有虛度，我自學成材完成了“華爾街預科教育”--在賭場。　
    典型的美國賭場就像阿里巴巴的藏寶洞，似乎遍地是錢，大堆的籌碼在賭桌上被推來推去，四周時時響起“叮叮當當”掉硬幣的聲音，好象在召喚著賭客們趕快來發財。 其實絕大多數賭場游戲對玩家來說都是“久賭必輸”，例如老虎機和輪盤賭。如果能控制沖動不在這些游戲中下注，就算練成了一項重要功夫：沒有機會絕不出手，兵法中叫“不動如山”。
    在密布陷阱的賭場里也隱藏著機會：21點（Blackjack）。 高手可以通過記牌打敗賭場，許多華爾街前輩年輕時都干過這事。 從概率上講，21點是莊家優勢很小的游戲，只要玩家掌握了基本戰術，莊家的優勢就只有0.5%左右，也就是說玩家每壓一百塊，平均只輸五毛錢。　更妙的是，這個0.5%微小差距還會隨著剩余大小牌張的比例有上下 1% 左右的浮動。　21點的取勝秘訣就是：通過記牌估算概率，當形勢于莊家有利時，下小注，當形勢于玩家有利時，下大注。
    一個偶然機會，我得到了一本傳授21點贏錢“秘笈”的小冊子，如獲至寶，馬上挑燈夜讀。  不久后我確信自己“武功”已成，遂奇襲拉斯韋加斯。 那是痛快的一個星期，我一家家賭場掃過去，十步贏一把，千里不留行，揣著兩褲兜百元大鈔回到紐約。
    贏錢如此容易，我一度覺得21點可以當成提款機。 其實，那次只是幸運女神向我微笑了一下而已。 因為在那之后，我雖然總體能贏，但起伏很大，再也沒有每戰必勝的運氣了。 經過一番研究，我終于從數學上認清了21點的內在問題：風險太大，與回報期望值不成比例。 比如想達到平均每小時贏20元的期望值（Expectation），就得承受上下浮動1000元左右的風險（Standard Deviation），用金融行話來說，就是夏普比率（Sharpe Ratio，投資回報與風險的比例）太低。 換個角度講，21點輸贏波動很大，因此賭注不能下得太大（相對總賭本），否則很容易賠光，但不下大注又怎么可能贏大錢呢？所以21點是個“贏不了大錢”的游戲。
    這些看似彎彎繞的分析中其實蘊藏著深刻的道理，下面的章節中將會談到：風險、回報和杠桿正是“對沖基金”模式的核心。
    由于賭場規則改變，靠記牌贏21點很快變得近乎不可能了，這時美國又開始流行“得州撲克”(Texas Hold’em)。　相比21點的機械戰術，得州撲克更強調“與人斗其樂無窮”--你不需要最好的牌技，只需要找到比你更差的對手；你不能只看自己的牌，更要揣摩對手的牌；你不能總是虛張聲勢 (bluff)，但也不能總是實實在在，你必須七實三虛，在對手以為摸透你的時候，悄然改變戰術。初級玩家根據自己的牌押寶，高級玩家根據對手可能的牌和對手的心理押寶，得州撲克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極其深奧的游戲，網絡牌室和電視轉播使其迅速風靡美國，我一度沉迷此道，甚至想過辭職做專業牌手。
    得州撲克教會了我一個重要的投資、交易和賭博原則：在新游戲中最容易賺錢，只要你能先行一步，在別人還沒反應過來時把策略研究清楚，在別人還猶豫不決時搶先行動，你就把握了最大的勝算。例如，當網絡賭場剛剛推出“無限壓注”(No-Limit) 撲克時，很多玩家都錯誤地延續了“有限壓注”的策略，那段時間很容易贏。等群眾們漸漸明白過來了，競爭就變得激烈了。
    后來網絡賭場又推出了“單桌淘汰”(Single Table Tournament)：十個人一桌，每個人只有一定數量籌碼，輸光了走人，最后三個人按名次分錢。這其實是一個相當數學化的游戲，出牌方法可以依據自己的牌、位置、對手人數和各方籌碼情況做出量化分析。我在大多數人還在“瞎玩兒”的階段就總結出了一套簡單方法，并通過同時玩五到六桌牌的辦法提高利潤率，在群眾們戰術水平提高之前贏了不少。
    在賭場里我還養成了觀察其他玩家的習慣。 例如，賭客們在拿到好牌的時候往往十分保守，生怕“煮熟的鴨子飛了”，為確保眼前的小利往往采取相當糟糕的行動；而他們在輸錢的時候卻又變得十分激進，不斷加大賭注力求翻本，全然不顧“適時止損”的法則。 也許這些都是人類本性的反應，但一個好的賭客必需反其道而行之：我從不押輸不起的賭注，輸到限額絕不戀戰；我甚至不十分關心某次的輸贏，只在乎是否運用了正確的戰術；我不相信運氣，我相信技巧、概率和風險控制。
    賭得多了，又看了不少明星交易員和基金經理的傳記訪談，我漸漸悟出一個道理：真有本事在賭場上贏錢的人，反而最不應該賭博，因為以他們的聰明才智，如果專注于正業往往能取得比賭博贏點錢大得多的成就，所以賭博的至高境界乃是不賭。正好此時那雞肋綠卡也終于拿到了，我于是決定金盆洗手，投考商學院。
    那幾年金融界流行搞數學模型，一種稱為“金融工程”的專業應運而生。 這是個介乎金融，數學和電腦之間的學科，專門培養業界急需的三項全能人才。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工程專業號稱全美排名第一，并且碩士文憑只需一年時間就能拿到，特別適合為了換工作而讀書的人，所以伯克利就成了我的首選。 這個專業掛靠在商學院，“雞麥特”（GMAT， 商學院資格考試）分數是錄取的重要參照。標準化考試我最拿手，反正幾個答案中總有一個對，這本身就是重要的提示，再結合上下文猜猜意思，揣摩揣摩出題人的心理，“雞麥特”比得州撲克簡單多了。
    答完最后一道題目，電腦屏幕上顯示出 790 的變態高分。 我知道，憑著這樣的成績和已考過的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三級，伯克利金融工程專業的錄取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伯克利的校園座落在近海的山坡上，古雅的建筑掩映在蔥翠的樹叢中，仿佛座座學術殿堂。 矗立在半山的鐘樓是學校的標志，從那里可以眺望金門大橋，以及更遠處浩瀚的太平洋。 落日的余暉和著鐘聲唱晚，勾勒出一幅寧靜從容的畫卷。 剛脫離了紐約塵世喧囂的我，恍如置身世外桃源。
    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學，曾經出過幾十位諾貝爾獎得主。 這還是一所左翼思想占據主導的學校，據說很多教授傾向社會主義。校園里難得見到星條旗 --那是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標志。 各式各樣的反戰、反布什、保衛地球環境之類的示威游行倒是經常有，“革命青年們”還特地將校園附近的一個小公園命名為“人民公園”。
    商學院是這所左翼進步大學里的資本主義死角，只有這里總能看到有人穿西裝打領帶。　自成格局的小院子里，三五成群夾著筆記本電腦、口里蹦著最新商業名詞的未來社會主流人士匆匆而過，我混跡其中，奔波于教室與圖書館之間，發憤研讀金融創新時代的武功秘笈。
    伯克利金融系師資力量強大，一上來就派出了本系掛頭牌的魯賓斯坦教授給我們上“金融產品”這門課。 這位魯教授是學術界大大有名的人物，年輕時提出了用二叉樹方法為期權（Option）定價的重要理論，如果不是因為魯教授中年時一段失敗的從商經歷，他可能已經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美國金融史上一個“創新”時代。先是房貸抵押債券，然后是垃圾債券，華爾街為各種新發明得意洋洋，大獲其利。象牙塔中的魯教授大約也有些心動，便聯合另外兩位教授開了個公司，設計推銷金融創新產品。魯教授理論聯系實際，根據自己的期權定價方法推出了用交易指數期貨模擬空頭期權 (Put Option) 的策略。 簡而言之，就是追漲殺跌、越跌越賣，以確保在牛市中不踩空，在熊市中損失不超出限額。 這個“投資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 策略風靡一時，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的1987年10月就發生了道瓊斯指數一天下跌22%的“黑色星期一”事件。 魯教授“投資組合保險”的信徒們在下跌時蜂擁進場拋售，為股市崩盤做出了巨大貢獻，魯教授等三人也為此遭到國會專案小組調查，雖然最終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但魯教授的英名畢竟蒙上了污點，心灰意冷的他只好回到伯克利教書。提這段舊事是因為類似的事情在金融危機時還會重演。
    有了這樣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魯教授對給我們這些半路出家的投機分子上課這種破事自然提不起興趣，課堂上除了為自己當年的被調查鳴不平，就是照本宣科講一份看上去很有些年頭的講義：那里面最新的例子都是1987年的。“投資組合保險”理論聽膩了，某些同學便大著膽子不來上課，面子受損的魯教授于是祭出了“天下教授一般黑”的辦法：不定期課堂小測驗，記入期末成績。 在這樣的師生斗法中一轉眼兩個小學期過去了，最后一堂課前，魯教授很仁義地提醒同學們：下堂課一定小測驗，各位貪睡分子不要抱僥幸心理。
    最后一堂課，同學們揉著惺忪睡眼嘟嘟囔囔地按時到達，一直等到下課，魯教授也沒提小測驗的事兒。 同學們群起指責教授無信，魯老陰險地嘿嘿一笑，說出了兩學期課程最有用的一句話：
    “The last promise，is the only one you can break。” （最后一個承諾，是唯一可以不遵守的承諾。）
    我瞬間如醍醐灌頂：這豈非猶太人縱橫商場千余年的秘訣之一？從正面理解，做生意就得講信用，背信一次就沒人理了。從反面理解，要是有人利用多年積累的信譽在最后撈一把的話……聽說也有過中國商人為此吃虧的事情，今后不可不防。
    同學們來伯克利念書大都是為了找工作，所以最受大家愛戴的是金融工程專業的負責人黛比。這位女士精力充沛，把為同學們找工作看做頭等大事，為了增加我們的相關工作經驗，她特地在短短一年的學制中擠出三個月時間安排實習。黛比很能和業界人士拉關系，因此同學們毫不懷疑，她一定會把我們精心包裝，以次充好，安插到華爾街去。
    某日，黛比特地請了一位資深獵頭前來傳道。這位女士號稱在著名投行所羅門兄弟公司做過交易員，講話風格很像《圍城》里那位一口一個“兄弟在英國的時候”的督學大人，只不過她的口頭禪是“姐們在所羅門的時候”。演講完畢，同學們手持簡歷排成長隊，請“所羅門姐們”指點迷津，求簽問卜。求到好簽的歡喜而去，拿到壞簽的悶悶不樂，好不容易輪到我，所姐一邊掃視我那毫無金融相關經驗的簡歷，一邊聽我大侃想當交易員的偉大理想，完后只撂下一句話：
    “It will take many years before they let you touch money。” （需要過很多年他們才有可能讓你碰錢。）
    那口氣，仿佛趙太爺對阿Q說：“就憑你，也配姓趙？”
    接下來的事情證明“所羅門姐們”頗有先見之明，七八家銀行、基金走馬燈似地到伯克利挑實習生，竟沒有一家叫我去參加校園面試。 我心灰意冷，跑到黛比辦公室里訴苦，說黛總幫我隨便找個地方發配了得了。黛比倒比我有信心，她目光炯炯的注視著我說：
    “機會總有，來了一定要抓住。”
    第一個向我發出校園面試邀請的，竟然是高盛（Goldman Sachs）。
    開始我以為他們弄錯了，華爾街頭號大牛高盛，怎么可能對我這樣毫無經驗的人感興趣呢？  到黛比處打聽了一下才知道，原來高盛策略部門派來的兩個人居然要面試我們班六十位同學中的近三十人，完全是“海選”。 后來我才慢慢明白，高盛對待人才的態度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一網打盡。 只要某人稍有尺寸之長，高盛都會給予面試機會，至于他/她能否過五關斬六將，最終拿到Offer（聘書），就要看此人到底有何本領了。 這種“不拘一格選人才”的方法，也許正是高盛的成功秘訣之一。
    面試那天我最后一個上陣，面試官基恩一臉倦容。這位哈佛畢業的小伙子不幸被派了校園面試的苦差，又已經連續奮戰了七，八個小時，看上去表情沉痛。 基恩愁眉苦臉地審問了我半小時，經過從數學到統計，從金融到編程再到智力題的輪番轟炸后，他的臉上終于露出了一絲笑容：“你是唯一所有問題都答對的，等下一輪電話面試通知吧。”
    這個“電面”（電話面試）很有幾分風險，總共四十五分鐘，不知會被問到什么，稍不留神就可能直接掛了，根本沒有機會挽回。怎么辦呢？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我特地修改了簡歷，重點強調了期權定價等幾個拿手項目，設下了“埋伏”。 果然，面試官被我不經意間引入“埋伏圈”，問起了我精心準備過的利率模型。 我于是侃侃而談，從數學公式講到金融涵義，從模型的優點談到局限性，越說越眉飛色舞，就跟自己真懂似的。 估計面試官也被侃暈了，對我大加稱贊，這一輪電面又過了。
    最后一輪面試在高盛紐約總部進行，這是真正的決戰，固定收益策略部 (Fixed Income Strategies) 和投資銀行策略部(Investment Banking Strategies)要分別對我進行一整天、九人以上的面試。馬拉松面試是投行的特色，目的不僅在于全面考察候選人的知識技能，更在于對候選人的接人待物作出整體評估。高盛非常重視團隊合作，新進員工必須讓所有人感覺“舒服”，能融入團體才行。
    第一天固定收益策略部的面試順風順水，除了一般的金融和數學問題，還有很多概率統計問題。感謝北大的訓練和賭場上的磨練，扔硬幣、擲骰子、撲克牌這類事情屬于我的本門武功，自然對答如流。另外比較有意思的就是“腦筋急轉彎”型智力題， 讀者不妨試試這個：
    你被困在一座荒島上，救援要四天之后才能到達。 你有一種特殊疾病，需要每天吃A、B藥片各一片才能生存。 很幸運，你兩種藥片各有四片，但不幸的是，它們混在一起了，而且外形一樣，無法辨認，怎么辦？
    （答案：把每片藥分成四等份，每天吃每片藥中的一份。）
    第二天面試的是投資銀行策略部，也就是到伯克利挑人的基恩那個部門。 上午的面試行云流水，午飯時基恩出面，一邊閑聊一邊考察了我的“吃相”，然后他友好的提醒：上午干的不錯，下午第一個面試我的是本部門資深的董事總經理尼克，這一關過了就基本拿下了。
    教授改行的尼克笑容可掬，態度和善，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之后他忽然問：“你覺得現在有什么好的投資機會？”
    我意識到這是個決定成敗的關鍵問題，談股票就太俗了，得來點新鮮的，我猛然想起不久前買的新興國家債券基金……
    “我認為，新興國家的債券很有吸引力。”
    見尼克頗有興趣，我繼續侃：
    “經過1998年俄羅斯債券危機和2002年阿根廷破產事件，投資者對新興國家債券依然懷有恐懼心理，因此這些債券價格低廉，收益率很高。然而這幾年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的崛起使得石油、礦石等資源價格猛漲，而巴西、俄羅斯等國恰恰是重要的資源輸出國，它們的國際收支狀況大有改善，償還債務的壓力已經大大減輕了。更何況，原材料產業的投資熱潮帶動國際資本流入這些國家，因此它們的貨幣也很可能升值，最近的人民幣升值（注：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從8.28調整為8.10）將成為動因。現在投資新興國家債券，很可能利息、價格、匯率三豐收啊！”
    我說的頭頭是道，尼克聽的興味盎然。 接著我們又進行了一番熱烈討論，我借機請教了幾個相關問題。看起來他對我的應答十分滿意，高盛需要的大概就是這種怎么說都有理，怎么說都能自圓其說的人。我估計這個面試和前一天的固定收益策略部面試都應該拿下了，固定收益部更接近我的交易員理想，不過在投行策略部侃侃大山似乎也不錯。　
    第二天我飛回加州，黛比喜上眉梢地告訴我，今年高盛策略部門破天荒地要了伯克利好幾個學生，我是固定收益和投行兩邊都看上的人。 接著黛比話鋒一轉，正式通知我：經高盛公司內部協調，我被“分配”到了投行策略部。 我興奮的同時略感失望：投行部？難道真得放棄交易員理想，改做投資銀行家的軍師嗎？ 在黛比炯炯目光的注視下，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只有服從組織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