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媒體說我連續6年提出對官員財產申報立法，不太準確，是連續5年。我會在本次大會規定的最后日期再次提出，這才是第6次。”一臉絡腮胡的韓德云，以律師特有的嚴謹做了開場白。
10日，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與全國政協委員侯欣一，做客由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新浪網聯合舉行的兩會訪談，暢談官員財產由報告到申報還有多少路要走。
“要落實領導干部收入、房產、投資以及配偶子女從業、移居國（境）外等情況定期報告制度，自覺接受監督。”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今年工作時，特別提及了領導干部的財產報告制度。
但在兩位從事法律實務及研究的人員看來，報告與申報，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有著實質意義的差別。
韓德云說，報告制度是一種內部監督制度，核心是下級向上級報告自己的重大事項，包括自己的財產情況，接受上級的監督。
“而通常說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公務員制度里面的一項基本制度，是指公務員應該按照有關規定把自己的財產向上級申報，同時還要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的公開監督，這個制度是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普遍實行和被采用的制度。但目前在我國公務員制度中，還沒有這項要求，也就是說還沒有關于官員財產要申報的制度性安排。”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是法制史方面的專家，他對韓德云代表的觀點表示贊同。他說，“政府工作報告里講的報告制度是屬于下級向上級申報，是一種內控制度，而現在媒體及公眾希望推動的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公務人員應該對國家履行的一種義務，要面向全社會接受監控。一個是內部監控，一個是外部監督，報告和申報，應該是兩個有完全本質區別的制度。”
此外，侯欣一和韓德云都認為，由于報告制度是一種內控的手段，所以下級報告的財產信息只能掌握在上級手中，處于一種不公開的、封閉的系統。但申報制度原則上都是公開的，公眾是可以查詢的。
提起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歷史，侯欣一介紹說，一些國家習慣把官員財產申報稱之為“陽光方案”，被看做是一個國家治理吏治、懲治腐敗的基礎。“治理腐敗，首先要對官員的財產有清晰的了解。基于這種情況，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規定要對官員財產進行監控，監控的前提就是如實進行申報。”
在我國刑法中設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人們曾對這一罪名寄予希望，把它當做懸在腐敗官員頭上的一把利劍。但在實踐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幾乎很少被單獨適用。
“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們對官員財產狀況不了解，沒有辦法掌握其財產。”侯欣一說。
據韓德云介紹，第八屆全國人大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列入了立法計劃。“當時的一個背景是，我國正在醞釀制定公務員法，當時關于財產申報制度有兩種路徑選擇，一種是在公務員法中，包括公務員財產申報的內容，另一種是專門就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遺憾的是，2005年出臺的公務員法并沒有官員財政申報的相關內容，而官員財產申報立法也就此擱淺。”
看到這其中的漏洞，韓德云代表即從2006年起，連續多年提出議案，要求全國人大把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重新納入立法計劃。“官員公開財產是法治國家的本質要求，是官員法定義務。”
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財產申報制度？侯欣一介紹說，從各國的情況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基本上包括幾方面：首先是申報。通過立法確定申報什么財產，申報什么范圍的，個人的還是家庭的，近親屬什么含義。其次是登記。專門有一個機構對公務員申報的財產登記、審核。再有的環節就是公開。通過什么渠道公開，公開到什么范圍。最后是監督環節。侯欣一認為，推行財產申報制度除了一些技術環節的難題外，一個成型制度的構建并不難。
在韓德云看來，財產申報最大的難點是公務員擁有財產的現狀如何評估？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公務員長期處于一種非常低薪的狀態，特別是在一些不太發達的地區，通常會用一些補貼或者是福利房、集資建房，以及各種補貼來平衡公務員的收入。“這種情況下，他現在擁有的財產和他憑工資、薪金、津貼加起來的實際收入不太匹配。這種情況怎么看，一旦公開以后，整個社會能不能接納？因此，對官員財產正當性的界定十分必要。”
侯欣一也認為，對官員申報的財產，民眾應該有一個理性的心態。“如果公布出來有些數字相當大的話，民眾也要理性地客觀判斷，因為這是現實，我們必須把這一步走開，否認的話僵持到這兒，這個制度永遠建立不起來。”
從2006年起，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韓德云每年一個議案，建議“對公務員財產申報問題立法”。5年間，相關機構對這個議案的答復年年有變化。從前兩年的“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尚不成熟”，到“正在積極開展工作”，再到“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韓德云說，最新的答復是，去年8月，中央紀委在給他的回復中明確表示，“已經著手起草建議稿”。
韓德云說：“從今年溫總理回答網友的話可以看出，我們已經邁開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