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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2 作者：[美]謝德華 來源：經濟參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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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種作為新生事物的市場無論健全與否，都從根本上影響著中國人相互之間及民眾與國家之間的互動。讓我們先來看工作單位制度的消失意味著什么。如今中國人不是像以前那樣生活在被分配的地方，也不一定與工作中的同事住在一起，而是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更確切地說，是生活在他們買得起或租得起的房子里。他們的社交圈已經非常復雜和多樣化，其中的關系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再是同志式的內向型關系，也不是在國家工作單位的有形界限和嚴格等級體系中相互競爭，而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那種關系類型：街坊鄰里之間的關系以地域為基礎，利益、愛好和宗教相同的人之間的關系在地理上比較分散，與工作中的同事或合作伙伴之間的關系也同樣不具有地域屬性。這是一種外向型的社會互動，它能為商業注入動力，替商店招來買主，令飯店顧客盈門，使街道熙熙攘攘。這種關系也許是一種可喜的變化，我們大多數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正常的公民社會。如今，這種關系還面臨著新的變革壓力，壓力來自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手機、文本信息、電子郵件、互聯網搜索以及種類繁多的電子媒體。
當然，國家的管制制約著這些互動模式中的任何一個，制約的強弱取決于它們的敏感程度。然而，即使在最普通的、與政治無關的問題上，例如與朋友之間的交往，與更大的社會圈子的聯系，以及與更大的外部世界的接觸，這些新模式也會把公民的自我意識及其參與轉化成各種新型社會力量，而這些力量之間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從本質上說，公民已經被分割為一個松散的群體，他們在一個遍地是選擇、機會、風險和壓力的社會環境中生活。
那么，這種變化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呢？從一個層面上看，它意味著人們享受到了夢寐以求的自由，一種幾乎不受約束的自由。
這種自由表面看來也許算不了什么，但對于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影響深遠。就在不久前的“工作單位”時代，公民還處于對國家的經濟依附中。像職務晉升、結婚申請、住房檔次的提高和醫療保障的獲取這類事情，單位都會進行控制。在那個年代，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是政治問題；但在今天，生活中已經幾乎沒有政治問題了。一個人要想從政就得承擔風險，但處理生活中的絕大部分事務都無須介入政治。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以往完全不同了。社會契約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并且還處于深刻的變化中。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國家控制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公民必須服從”。由于生活中太多的問題都已經市場化，社會不能再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管理了。國家如今不再把公民的日常生活納入政治等級體系中，許多在局外人看來屬于政治問題的行為，如今都是中國人可以自由參加的公平比賽。
另一方面，國家也需要普通民眾納稅、遵守法律、外出工作，需要他們從事其他所有平凡而又極其重要的事務，因為這些事情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國家需要這些積極的行為，需要這些積極的政治參與形式，但已經不需要那么多制約手段了。而公民也獲得了相當大的經濟自由，如今主宰他們生活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等級體系。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政府必須要做的，那就是讓不關心政治的老百姓信服：政府的管理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服從政府的管理因此是值得的。從根本上說，政府必須獲得公民的自愿服從。無論是向公民分配具體的物質利益，還是展現更為抽象的雄心壯志，要想使這些訴求被認為是“正當的”，絕非易事。
如今，中國政府的上述努力造成了一種獨特的形勢。很多人一貫認為中國政府的成敗取決于其實現國家經濟增長的能力，而經濟增長本身又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目標。然而，中國高層領導的言論表明，政府的目標越來越多地來自比經濟增長更宏大、更具挑戰性的目標。中國領導人公開宣示致力于實現一些宏偉的目標，比如依法治國、公平分配、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障、清潔的環境，而這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國領導人不僅表示要實現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且承諾這種增長要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實惠，要切實改善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質量。這就是說，他們的目標不是局限于國家的經濟增長本身，而是要求經濟增長必須惠及和服務于每一位公民。中國官員提出構建“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一些西方人認為他們提出的目標是出于宣傳的目的，甚至還作為笑料來談。然而，在日益多元化的中國社會，這些提法絕無可笑之處。事實上，這些目標正在為越來越多的內容納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有些內容是關于執政興國，有些與國家事務沒有關系，還有許多介于二者之間。因此，就連在主流媒體的節目和專家型官員經常發表的公開談話中，“小康社會”的概念也已經無所不包：從清新的空氣、安全的產品和物質財富，到發展教育、依法治國、休閑娛樂和精神享受。
由于這些提法涵蓋的內容越來越多，被提上政府議事日程的相關議題相應地與日俱增，而這些議題在任何國家都是艱巨的任務，需要制定各種配套政策、多方投入大量資源來完成。畢竟，我們所說的只是一種結果，它取決于政策、政府機構、商業組織、市場、社會各階層以及公民的不同偏好之間錯綜復雜的互動。在市場化的環境中，“治理”的全部含義就在于此。無論在任何地方，政府幾乎都沒有辦法有效地駕馭這些因素，都不得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求助于公民社會，就連在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也不例外。
這種趨勢表明中國的社會契約正在快速形成中。國家鼓勵民間組織進入“治理”這一重要的政治領域。現在，國家公開宣布要在廣泛的問題上對公民承擔責任，同時也需要公眾的配合和支持。
國家需要民眾的支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國家在維護基層政府秩序問題上離不開公眾的配合。目前，中國基層政府的消極腐敗現象驚人，已經損害了現有的政治秩序。因此，國家賦予民眾新的法律權利，并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目的是讓他們認識到這些權利。這種做法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各地針對地方政府腐敗現象的舉報等事件時有發生。
我們一向習慣于從事物的對立中（比如國家和社會）看待政治，但在觀察當今中國發生的現象時，最好采取一種有機聯系和進化論的視角。引起世人廣泛關注的激進政治行為，通常是普通公民、針砭時弊的國家媒體記者以及國家機關內部號稱是“刺頭”的人聯手推動的。這些人自視為愛國者和現有制度的捍衛者，經常不約而同地向某些不公正現象作斗爭，比如學校的劣質工程、農民的沉重稅負、大企業對環境的污染以及房地產開發中的腐敗行為。
其次，在國家無力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里，政府會鼓勵民間團體進入和填補空白，特別是在創辦學校和修建公路等地方性事務上。當然，無論是對法律權利還是民間團體的鼓勵，一般來說開始都是嘗試性的。
誰也不知道中國會走向何方，但現實情況是，目前的變化不可小視，就連在政治體系最高層也不例外。中共中央黨校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這個設在北京的機構是最重要的高級官員培訓基地，它的課程設置基本上能夠反映官方的路線，即黨和國家的政策走向。
就在不久前，中央黨校開設的課程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思想，如今已經改為各種技術類課程了，比如公共管理、公共財政、環境治理以及各類其他實用專業知識。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治類課程中，已經出現了比較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社會在有效政府作為中的作用等內容。
近年來，中央黨校的學者們開始公開發表報告，勾勒出了分階段的中國政治發展規劃。這種規劃雖然是在詮釋官方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念，但同時也明確地把代議制民主作為未來幾十年的最終目標。這些學者把它視為通向最終發展目標、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民主化治理的過渡階段。
中國政府在另一個問題上更務實一些：它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對這些外匯儲備的管理遭到了公眾的質疑。隨著美國的兩大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于2008年年底至2009年相繼破產，中國的網絡博主和正規媒體的記者開始對政府海外投資所面臨的金融風險提出質疑。另外，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中國政府的官方海外投資機構，在市場轉向低迷前夕高價購買了大量美國有價證券，因而遭到了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的炮轟。到2009年春天，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談話，要求確保中國政府持有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的安全。一些外國人認為，這些言論顯示出中國政府因為美國在金融問題上麻煩不斷而更加自信，但在不計其數的中國人看來卻是安撫國內民眾的措施之一，因為老百姓越來越對政府把他們與美國經濟捆綁在一起感到不安。
這些新情況也許不是老百姓群起反抗當局，難以歸入“抗爭”、“國家與社會”以及“官方與反對派”的范疇，而是一種處于快速變化中、由公民和官員共同進行的政治參與。它表明社會在進行各種新的分化組合，與作為我們思維定式的社會分化—“國家與公民”、“公共與私人”、“政府與反對派”—有所不同。這些新情況展示了公共部門內外的各種社會行為體，它們都在對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劇變施加影響。這絕不是說一些人在推動變化而另一些人進行抗拒，而是所有人都企圖以官方—無論明智與否—認為合法的方式操控演變進程。這是一種政治變化，發生在司空見慣的政治問題上，因而格外激動人心。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充斥著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起義、罷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類事件因為發生得太多，幾乎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正因如此，今天出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正常化，倒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性事件了。
今天的中國制度已經不再那么理想化了。過去20年來，中國已經成為東亞發展過程中一種變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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