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想一想，是什么讓西方人對中國在高科技產品制造領域的迅速躍升感到擔憂？當西方人看到印有“中國制造”字眼的高科技產品時所產生的擔憂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含義？再想想，為什么那么多西方人認為隸屬于制造業的崗位如此重要？當這些崗位從西方國家消失時，西方人為什么要擔心？到底什么是制造業？為什么該領域的工作崗位要比服務業（比如醫療、教育、商業咨詢、金融等）的崗位更加重要、更加關鍵、更具有戰略意義？
　　這些問題并無統一答案，而且來自各方的意見經常伴隨著沖突和分歧。這種混亂也折射出了一個在經濟學家之間延續了數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分歧—從本質上看，到底是什么推動了經濟發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們用盡了各種創新思維和復雜的研究方法，雖然不斷有新的經濟學家推出新的知識和見解，但是經濟發展這個命題從很多方面來看仍然是個未解之謎。我們至今仍然無法用確信的口吻說到底是什么催化了它，什么維持了它，又是什么致使它走向衰退，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太多的變量：科技、社會體制、政策、文化因素……所有這些變量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而且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樣，原來在某個地方可行的東西換個環境就不適用了，原本在某個歷史時期或科技水平下能夠成功的東西在其他條件下往往就會面臨失敗。
　　但是從更為廣泛的公共話語來看，近些年來自由市場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國。美國人認為市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美國也因此督促其他國家通過開放市場來實現繁榮，對發展中國家尤甚。他們的潛在邏輯就是：只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即由價格來反映供求關系，而且商品可以據此自由流動，那么基本的相對優勢原理就能有施展的空間。貧窮國家擁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專注于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將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而后者永遠都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代價生產出同樣的商品。反過來，發達國家擁有先進的科技和熟練的技工，因此可以專注地從事高端的知識密集型生產制造，走在創新的最前沿，它們可以相互出口自己的高端產品，也可以出口到貧窮國家—這些貧窮國家雖然需要這些高端產品，但是卻生產不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好處，并且得到發展。
　　額外的驚喜是，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如果一切都得到正確施行，那么貧窮國家的發展速度會超過富裕國家，也就是說，貧窮國家會從自由市場中得到更多的好處。只要世界范圍內的現實情況真實地反映了邊際收益遞減，也就是在不斷投入的過程中，每單位的投入所帶來的產出越來越少，那么貧窮國家就會有趕上富裕國家的那一天。邊際效應遞減，究其概念其實不難理解。設想一個業務非常簡單的工廠，原來只有幾名員工，后來每增加一名員工，工廠的產出就會得到顯著提高，但是這種顯著提高只能體現在頭幾名新增的員工身上，很快，不斷增加的新人會讓工廠變得擁擠，并且降低老員工的生產效率，最終無法給工廠帶來任何產出上的增加，這就是邊際效應遞減。如果你一直在增加投入，那么漸漸地，你將無法得到任何收益上的增量，而事實上，最終整個生產系統會因此陷入困境，出現產量的遞減。
　　從公司層面上升到國家，我們一樣可以通過不同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聯想出一幅類似的圖景。發達國家已經擁有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技術和知識），因此在這些地方由新增投資帶來的回報相對來說會比較少；而大部分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資源匱乏，投資回報率會相對較高，就比如說，在一個基本上沒有實現機械化的農村工廠里，即使是投入極少量的資金購買某件新式設備進行生產，我們也可以看到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巨大提升。那么我們可以推測，全世界擁有資源的人們—不論是資金還是才干，都愿意將自己的資源投到那些可以帶來最高收益的地方。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資金和人才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些資源的流動可以帶來積極且巨大的增長動能。資金和人才的流入有助于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也意味著生產出高價值、高差價的出口商品，從而帶來整體收入的提高和其他的進步。但是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各項資源比如資金、人才等，與發達國家等量齊觀，上述從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的流動才會發生，至于要多久才會實現，沒有人知道。盡管如此，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還是有望在整體上出現逐漸縮小的趨勢。
　　遺憾的是，正如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的那樣，現實總是不遂人愿，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并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與之相反，在過去的150年時間里，富裕國家變得更加富裕，貧窮國家（至少相對于富裕國家來說）更加貧窮。富裕國家在整體上的增長速度往往超過了貧窮國家，貧窮國家一步一步越來越落后。
　　當然，收入差距的這種現實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反駁任何一種發展理論，畢竟收入分歧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市場沒有完全開放造成的—我們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得還不夠遠。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對開放市場的過度政治化和政府干預造成的—市場里還是存在著太多的政府干預。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對自由市場的監督和管理不夠充分導致的—市場里恰當的政府干預還不夠。這種解釋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充分。除此以外，先不管政府做了什么、沒做什么，市場的正常運轉也同樣離不開適合的文化環境、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的道德準則。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里，我們對市場調節收入的預期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對某些關鍵條件產生了誤解。假如由于技術或其他原因，這個世界的現實不是邊際效應遞減，而是遞增呢？也就是說，在那些已經盈溢著各種資源的領域，額外的再投資有可能會帶來更高的回報，尤其是那些需要高額初期投入的產業，比如硅晶圓生產行業，對于這些產業來說，升級一臺已有的設備所得到的直接回報有可能比建立一個新工廠還要高得多。由于對技術的要求，一家大型鋼鐵廠的生產效率通常要比小型鋼鐵廠高。我們通常在衡量這些因素的時候會考慮到人力資本，盡管我們很少去思考其中的緣由。一個在波士頓行醫的醫生通常比一個在哈拉雷行醫的醫生收入要高很多（也就是說在教育投資上實現了更大的邊際效應），就算津巴布韋比美國新英格蘭州更需要醫生。如果還有更多我們沒有想到的行業都是這樣的，那么市場確實距離貧窮國家較遠。在一個邊際效應遞增的環境里，如果還讓市場自由發展，那么參與者為了追求最高的利益，往往會把資源由稀缺的地方向富足的地方轉移，貧富差距擴大就成了市場造成的再正常不過的結果。的確，貧窮國家若是在這種環境中尋求發展，只能通過出臺限制甚至破壞市場力量的政策措施才行。
　　上述這些理論還必須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研究，但是經常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里，我們對市場調節收入的預期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對某些關鍵條件產生了誤解。
　　的是，正當我們開始研究其中的某一個時，基本條件發生了改變：新技術出現了；生產組織模式也更新了；新的思考方式也流行開來了；還有新的發展觀和發展策略也得到了推廣。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西方人在言談中總是把那些難以調和的市場經濟觀點混為一談。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貧窮國家應該選擇自由化市場，這樣就能通過輸出低端產品來發展經濟，也就是說，他們對邊際效應遞減的故事深信不疑。在政治領域，他們或許會時常抱怨身邊越來越多的商品要依靠進口，于是對國外制造商發起反傾銷調查，但是從學術層面來看，他們又認同只要一個發展中國家適時開放本國市場，公平競爭，就會有進入低端出口行業的一天，比如紡織品、玩具、鞋類和衣服。西方人在購買這些商品的同時，并沒有切身感受到這樣做所帶來的威脅。當斯里蘭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這些國家開始進行出口紡織品生產時，他們并不會馬上認為這些國家是崛起的力量，甚至不認
　　為它們會成為正兒八經的全球競爭者，這是為什么呢？許多西方人在某些方面已經向邊際應遞增的理論陣營倒戈，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低端、低科技的生產（貧窮國家）跟高端、高科技的生產（富裕國家）不是屬于同一個類別的，他們已經形成的認識是進入低端生產就會帶來邊際效應遞減，全球的資源也會自然而然地從富裕國家流向貧窮國家，因此如果你是一個貧窮國家，市場會引領你走向需要去的地方。但是與此同時，這些人也堅持認為高端生產代表了邊際效應遞增，沒有幾個人真正相信那些不具備高端科技的國家僅僅通過市場手段就可以自動升級并與發達工業生產實現完美結合，就算偶爾出現幾個貧窮國家和地區成功向高科技生產轉型的例子（比如過去幾十年中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他們也免不了指責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設置貿易壁壘、提供政府補貼或其他偏向性的措施等不公平的手段操縱市場。
　　暫且不論這類指責的功過（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人們的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能夠參與到高端加工行業僅僅靠市場是不夠的。無論是19世紀的鐵路和鋼鐵，還是20世紀的汽車和半導體，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總有那么幾個行業可以將那些最富有、最發達的社會與其他社會區別開來。這些行業的準入門檻高，而且需要大量的技術予以持續支持，因此自成一個階層，歷史上幾個成功把握住這些行業的國家和地區—19世紀的德國、20世紀中葉的日本、20世紀末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恰好成為玩轉全球追趕游戲的主角，它們是少數幾個真正經歷過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縮小的國家和地區。它們成功進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精英行列，把剩下的發展中國家遠遠甩在后頭。
　　人們認為紡織行業相對簡單，無論哪個國家都可以做，但是在相應的歷史時期，沒有幾個國家能夠生產火車頭、煉鋼、組裝汽車或者設計半導體。市場可以自然而然地將一個國家引向制衣業，但似乎不能將之引向汽車制造、航空或生物科技行業。這也恰恰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在高端電子、電腦、通信設備領域的迅速躍升會讓西方如此不安，在T恤衫上看到“中國制造”四個字是一回事，但在最新的筆記本電腦或無線設備上看到這四個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后者真正讓人聯想到“崛起的日本”或“崛起的德國”。
　　但是到底是什么把發達工業與低端科技區分開來？高端電子工廠內發生的一切，到底與低端工廠如制襪廠有什么不同？為什么邊際效應遞增適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為什么西方國家認為一個崛起的全球發電廠（不論是德國、日本還是中國）與一個深陷全球成衣制造業的普通工業國（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或菲律賓）不同？為了尋求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進行客觀分析，想一想人們通常不會與工業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因素—信息。一方面，工業生產關乎機器和有形產品；但是從另外一個更本質的角度來看，工業生產就是關于信息，任何產品的生產—不論是高端還是低端，都包含著從設計（其實就是信息）到實際材料的轉移。假設有人想出了一個新產品，首先肯定是在紙上畫出一個草圖，這個草圖至少包括需要使用的材料—假設是木頭，以及用這種材料做的各個零部件的尺寸。工匠拿到這張圖紙（設計信息），選擇合適的鋸子（作為擁有某種特定鋸齒的工具，也包含了一些設計信息在里面），投入精力來鋸木頭。在這個過程中，工匠將設計信息轉化為了實際材料，將一根木頭變成了各種符合要求的零部件，隨著越來越多的零部件被鋸出來，越來越多的設計信息轉化為現實物品。最后，只要這些零部件在誤差范圍內，就能拼出一個基本合格的產品。
　　但我們經常遇到的問題是，設計信息并不是非常完整：有些東西遺漏了，制作出來的零部件不是那么精準等，因此各部分零件在一開始的時候往往不能得到完美的組合。為了補救，工匠們就會在這里多打磨打磨，那里多切割切割，于是各部分就能很好地組合在一起了。從本質上來說，工匠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在材料里加入了額外的設計信息，并最終使成品馬馬虎虎地面世了。
　　對于運動鞋或成衣等低端制造業來說，將原材料轉化為成品所需的信息通常來說是比較明確的，在實際操作中，這類信息可以很方便地轉化為被許多國家廣泛接受的標準，這樣就有助于很快地在另一個國家投入生產。如襪子之類的產品設計是簡單的，而且將這些設計語言轉化到編織好的布料中去所需的技能要求至少從理論上說是非常少的。
　　這些特點既是福也是禍。它們讓進入低端產業變得更加容易（換句話說，就是它們保證了準入門檻的低姿態），但也恰恰是因為那么多人都可以成為玩家，競爭也變得異常激烈。此外，標準化生產流程導致了標準化的、難以區分的產品或者說商品。因此，若想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在成本節約而不是發展創新上做文章，而在這些領域內節約成本幾乎等同于削減工資，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家公司都在壓榨工人，擠壓自己和其他公司的贏利空間。也就是說，它們在比賽誰先觸底，這些情況正好同時解釋了為什么低端制造業會在正在進行市場化改革的貧窮地方出現，以及為什么這些地方很難升級到高價值的產業領域里去。
　　高科技產業（不論是前些年的鋼鐵和鐵路建設，還是近些年的汽車和半導體生產）一直以來就被當做異類。從歷史上來說，這些產業往往和大量的資本投入是分不開的：昂貴的生產設施和大量的重工業設備。這些設備和工具對金屬模具的要求非常高，而且還需要激光來實現塑料的精確切割，這些操作都需要大量的知識和設計信息。僅僅是這些技術和設備的獲取就需要可觀的資金，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準入障礙。
　　即使跨越了上述障礙，進入生產階段后仍舊需要高深的知識和技能予以支持。至少從傳統意義上來說，這個過程怎么描述都和“標準化”這三個字相距甚遠，因為它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多到根本無法用設計圖紙完全表達出來，也無法全部納入機器的設計里。設計和機器已經夠復雜了，但是就算熬過了這一關，還需要有經驗豐富的技術專家以及儲存在他們頭腦里的知識的配合才能最終生產出成品。也就是說，要參與到這些行業的生產中去，需要大量的實戰知識，這些知識只能來自實際經驗，很多時候根本無法像菜譜那樣編成一本書，只有不斷學習才能進步，學習的途徑主要來自實干。如果把低端科技輕工業比做按數字填顏色的畫紙，即你買一張畫紙，按說明依次在格子里填入顏色，最后得到的雖然不是一幅很有創意的畫，但至少也是一幅大家都懂的畫。高科技產業卻似自成一體的藝術，就比如米開朗琪羅的原創作品，只有少數藝術家能夠做到。
　　至少在傳統觀念里，這些產業擁有獨特的生產流程和辨識度極高的產品，只有來自少數發達經濟體的少數公司能夠參與到這類生產中去，因此，競爭的激烈程度相對不高，只有幾家公司參與的游戲，其利潤空間就相對較大，這些公司又把利潤重新投入到創新和新產品的開發中去，以保證它們的行業領先地位—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邊際效應遞增的故事邏輯。
　　我們經常會將這些產業與某種特殊的生產組織形式聯系起來：大規模垂直協作公司。無論是19世紀德國的鋼鐵企業還是20世紀美國的汽車制造巨頭，甚至對于今天的人來說都是現代性的象征，聯系到這些公司一直以來所面臨并克服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它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現代化制造企業。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先進的工業水平往往等同于先進的制造業，也就是各條生產線的協調合作和各個高度復雜零部件的組裝，整個生產鏈必須精密運行，才能保證最后生產出來的成品的品質，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有效信息，而這些信息大多來自經驗和實際操作，而非說明書。
　　除了初期設計，在最終的成品里還蘊涵了許許多多不同部門人員的各種嘗試，所有這些努力的成效和特點都是設計者們在一開始的時候無法預料的。他們也許知道產品最終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但是僅以最初的設計稿來實現這個目標是不可能的，工程師、技術專家以及熟練的組裝工人都需要在生產現場發揮他們的創造力精誠合作，時而修改一下零部件和設計圖，時而調整一下機器，對生產流程進行微調，如此這樣才能創造出符合設計者的設計意圖的產品。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真正讓高端生產成為現實的是以制造為核心、蘊涵大量默會知識的各層組織。隨著生產活動的不斷展開—金屬的彎曲、零件的拼裝，還有工程師為了讓各個部件更好地契合以及提升產品性能而作的各種嘗試和努力，都有助于默會知識的積累。正是因為這種知識的默會性，所以必須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和互動才能將其傳授出去，比如談話、會議、車間里的即時咨詢等。因此一個符合邏輯的觀點是，生產流程中的各道工序—產品定義、細節設計、制造可行性、零部件的設計和生產、輔助生產線以及成品生產線等，都需要在同一個屋檐下進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問題的解決和工藝的改進，生產經驗不斷得到豐富，默會知識逐漸得到積累并融入了整個組織。實際上，公司成為創新的基地和國家工業的寶藏。
　　這些工業寶藏在自身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生產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系列以知識為基礎的附加能力。大規模生產的運作培養了公司的管理能力；在將一系列產品推向新市場以及盡力迎合消費者需求的過程中，公司的市場運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公司還通過為新工程融資和滿足客戶資金需求等方式增強了資金管理能力；在尋求本領域科技帶頭人地位的同時，公司還將勢必發展自身的科研能力。所有這些能力都來自生產制造，對于公司來說，每一種能力都是差異度和競爭優勢的額外來源。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真正讓高端生產成為現實的是以制造為核心、蘊涵大量默會知識的各層組織。
　　所有這些知識也能反過來不斷地刺激生產，使之朝更好的方向發展。具體來說，在已有的生產流程中，信息可以得到更有效地利用，由此生產出來的商品將會擁有更好的品質、更低的不合格率、更少的庫存—這些都是控制成本的重要因素。此外，積累的這些知識還有助于產業升級和創新，生產出新產品。不論哪種方式，企業都可以有效地與競爭對手拉開差距，而且被效仿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這個故事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應該不陌生，因為這就是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汽車業，也是20世紀末后來者居上的日本汽車業。類似于豐田汽車這樣的大型企業，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扶持下，總是專注于學習和發展技術。起先，他們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低端產品的生產，但是焦點始終放在貿易出口這一塊，全球市場作為成本和質量的標尺，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果生產出的產品在全球市場缺乏競爭力，那么該公司就會被視做失敗了，為了生存，必須作出調整和改變。如果產品投放市場后非常成功，公司就會繼續潛心尋求降低成本、提高品質的途徑，致力于生產出更高價值和利潤的產品。日本企業在這一點上的確做得很好，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韓國的企業里也不斷看到這樣的情景。不論是尼桑、豐田、小松機械，還是浦項制鐵、現代汽車、三星，以出口為導向、放眼全球的制造目標都成為它們追趕歐美一流企業的定位。難怪美國人會對日益落寞的本土制造業憂心忡忡，也難怪他們會密關注中國在這方面的一舉一動。
　　但是成功躋身“后來居上者”行列的國家可謂是鳳毛麟角，這也增加了制造業的神秘性。許多國家都曾經進行過嘗試，但大都失敗了，它們中的許多無疑擁有足夠的資金和基本的技術，例如前蘇聯、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汽車制造方面，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在商用飛機生產方面，這些國家購買了合適的機器，學會了已有的成功設計，可以說，它們獲得了一切可能獲得的書面信息，有些時候它們甚至還最終生產出了成品，比如蘇聯的拉達牌汽車、民主德國的特拉貝特微型汽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達汽車以及中國生產的類似于波音707的Y-10型飛機。但是，生產出一件表現差勁的產品與生產一件可用的產品是不一樣的，而且一件可用的產品與一件真正在商業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又是不一樣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有工業抱負的國家認為只要購買了那些按數字填顏色的畫紙，就可以畫出像西斯廷教堂里的壁畫那樣精美的圖案，但是它們最終得到的只是類似于汽車旅館里的廉價藝術—車門無法合攏的汽車、由于自身超重而無法搭載乘客或托運貨物的飛機，因此更加證明了默會知識在這些特殊行業里的重要性，以及將這些知識商業化的難度。
　　當然，由此我們更加會覺得那些獲得成功的國家是那么顯眼。縱觀近現代歷史，基本上任何一個強國都與數量眾多的大型企業分不開，在這些商業巨人中，有一些到了今天還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已經離開了世界舞臺，但是它們的名字在全世界還是擁有極高的認可度：克虜伯（德國軍火制造商世家）、蒂森金屬（德國）、美國鋼鐵、通用汽車、豐田汽車、IBM、飛利浦、標準石油公司、貝爾實驗室等。但是在中國，我們如今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類似的商業巨人正在崛起：電腦業的聯想（該公司在2005年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通信設備制造業的華為和中興，油氣業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家用電器業的海爾和格蘭仕，零售業的國美電器等。這種從商品化的低端生產到先進的高端生產的跨越，那么多國家都沒有做到，而中國做到了。只需回想一下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毫不夸張地說，其空前的技術水平、宏大的規模，以及讓人難以置信的合作和協調力，都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而所有這一切的實現都離不開中國國內各個領域的領頭企業。
　　如今中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蓄，崛起之勢可謂是無人可擋。為什么西方人不應將中國理解為是德國或日本的重演？為什么不可以將中國看做一個以制造業和工業實力為基礎、正在崛起中的強國？還有，為什么西方人不必要為此擔驚受怕呢？

　　疑云重重：中國工業發展的四個特點

　　要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全球高科技產品生產中心無可厚非，但若說中國因此就得以重演之前崛起的國家（比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的發展軌跡就不那么站得住腳了。
　　中國確實已經參與到了高科技產業中去，但是這種參與方式與我們傳統觀念里對其的認識大相徑庭，也就是說，今日在中國所發生的與之前在德國、日本和韓國發生的并無相似之處。若要究其原因，要么是西方人對中國理解有誤，要么就是對高科技產業的理解有誤，或者兩者兼有。
　　尤其是以下四個因素，讓中國看起來與之前的后來居上者不一樣。第一，如前文所述，中國各工業部門，尤其是以出口為導向的部門，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僅在2008年，外資企業的生產活動就占據了全國出口總額的55%，進口總額的54%。
　　中國確實已經參與到了高科技產業中去，但是這種參與方式與我們傳統觀念里對其的認識大相徑庭，也就是說，今日在中國所發生的與之前在德國、日本和韓國發生的并無相似之處。
　　2005年前后，在中國的高科技、高價值消費品生產部門（比如DVD機、電視、高端電子產品、微波爐等），外資企業的生產占到了出口總額的近90%。這些都是令人吃驚的數字，在歷史上那些以出口為導向的大型經濟體都不曾有過如此驚人的比例，日本和韓國在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沒有涉及外國直接投資或外國股權，即使是相對比較依賴跨國公司的中國臺灣地區，也從未達到過像大陸這樣對外國直接投資如此之高的依賴程度。
　　第二，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高端制造業本質上和低端科技輕工業一樣，重復著出口加工的模式。半成品或成品零部件從國外—通常是亞洲鄰國運進來，在國內組裝，在成品上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然后再運往北美和歐洲市場。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中國在電子、電腦和通信設備生產領域的出口增長已經逐漸超過傳統的出口型輕工業如成衣、紡織品、鞋類和玩具，但是這些高科技領域同時也是出口加工貿易增長最快的領域。舉例說明，在2006年的時候，電子設備（比如電視、MP3播放器、DVD機等）占到了中國出口總額的47%。但是在這些出口的電子設備中，有70%屬于加工貿易。
　　蘋果公司的iPod音樂播放器就是典型代表，確切地說，這是一款“中國組裝”產品，因為絕大部分的零部件都來自中國以外的地方。200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們作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研究，他們在研究報告中就提到，一個30G的iPod在2005年的售價是299美元。粗略估計其成本，也就是蘋果公司從在中國大陸開辦的臺資企業里購買一個iPod的價格大約是美元，在這美元里，3%（美元）由那個臺資企業構成，51%由來自日本的硬盤供應商（該供應商生產硬盤的工廠也在中國大陸，用的還是進口零部件）構成，14%由來自日本的顯示器供應商（這個顯示器是在日本本土生產的）構成，3%由來自美國的半導體設計師（其所在的工作室的日常開支和生產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構成，還有2%由來自韓國的內存制造商（這些存儲器是在韓國制造的）構成。
　　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生產的高端產品不僅是基于各種進口的零部件，而且基于這些零部件所蘊涵的表現在最終產品身上的各種復雜特性，換言之，所有讓我們聯想到高端產業和高科技產品的內容—知識、創新和精密性，都蘊涵在零部件里，而絕大部分零部件卻是由外國企業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制造的。即使是那些在中國制造的零部件，其子部件也是由國外進口的，而且通常是在外資加工廠內。確實，就算是通常不被看做高科技和高價值的產品組裝過程，也往往由設在中國的外資工廠完成。
　　第三，今天中國出口的許多看上去非常高端和高科技的產品—暫且不論是誰生產的，在西方市場上通常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日用品，而非前沿和尖端的商品。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DVD機和微波爐等物件都被歸類為高科技產品，但是這兩類商品出口到美國都可以用低于50美元的平常價格很輕松地購買到，它們已經成為廉價、缺乏區別度的日用品了。個人電腦的價格顯然要高一點，但也在逐漸向這個方向靠攏，這也是為什么IBM要將旗下的個人電腦業務出售給聯想的原因之一。最高端的手機和數碼照相機也正在成為日用品，它們的確非常精密，科技含量也非常高，但是隨著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正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視做區別度不大的日常消費品，對于許多消費者來說，如今買一個印有“中國制造”的MP3播放器跟買一件“中國制造”的T恤一樣司空見慣。至于愿意花大價錢購買類似于iPhone這樣的商品的“潮人”畢竟只能說是少數，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愿，但是即便如此，其大部分利潤往往也是落入了設計者和品牌商手里，而非制造商。
　　這就引出了中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特點，高端產業的創新旋風正愈演愈烈，但是看上去似乎和負責生產和制造這些產品的工廠沒多大關系，舉個例子，最近在手機領域的創新競爭主要集中在蘋果公司的iPhone、Palm公司的掌上PDA、RIM公司的黑莓手機和谷歌公司的谷歌手機之間，這些公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把手機外包給其他國家進行生產，我們很少能夠聽到設立在中國的產品制造商之間的創新競爭，更不用說一些中國本土的公司了。此外，許多創新似乎只是在零部件層面，而不在最終產品上：英特爾處理器與AMD處理器，基于Palm技術平臺與基于微軟技術平臺的手機、蘋果操作系統與微軟操作系統，等等。雖然這些創新總是以各種方式出現在中國制造的產品里，但是我們其實真的很難在創新領域找到中國參與者的身影。
　　并不是說上述所有觀點都具有權威性，但是將之一并考慮，它們確實共同指向一個中國工業的總體格局。中國通過深化在出口加工領域的參與度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但是絕大部分的生產加工是由外資企業操控的。此外，這些生產加工大多與知識密集型的生產和產品不甚相關，我們所見的大多數創新幾乎都出自跟冶煉金屬等操作沒有關系的地方，而且許多產自中國的高端產品在國外只被視做普通的日用品，并非具有高區分度的物件。
　　我們必須將自身抽離出來才能看清中國以及全球生產的真正內涵。為什么有如此多原來必須在同一個屋檐下進行的生產活動現在被分散到不同的公司和地域？既然生產活動如此分散，那么創新又是在哪里、如何產生的？為什么如今如此多的創新能夠與具體的生產活動脫離開來？為什么在中國境內進行的如此多的生產制造過程是由國外公司經營并管理的？所有這些之于中國意味著什么？對于世界又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