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的四川仁壽縣農民工黃彬穿著黑色皮夾克，面容整潔。憑著一手木工活兒，他目前在當地建筑工地打零工，平均每月能掙五六千元。黃彬說：“我對自己的收入挺滿意，打算將來就在本地打工，不出去了。”
　　西部農民工在本地就業，這是很多東部企業不愿意聽到的消息。近來，面對新一輪“用工荒”，各地民工“爭奪戰”硝煙四起。《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西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各地采訪，探尋民工“爭奪戰”帶來的新問題。

　　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失序考驗

　　一家鞋廠的老板宋超告訴記者，縣內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相互之間已經開始“挖墻腳”了，挖的對象就是普通農民工。
　　黃彬不愿外出務工的另一個原因，是基于養老的考慮。他說“我在仁壽縣買了新農保，等60歲以后，每月都有養老錢拿。要是我出去打工，就沒辦法繼續買新農保了。我不會去外地打工。”這在當地用人企業和勞動部門聽來是個好消息。
　　就在幾年前，仁壽縣勞動部門還在為幫助農民工尋找崗位而發愁，如今，卻是企業主動找上門來要求招人。今年春節后，四川省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幫助招商引資企業招工，紛紛聘請中介在成都火車站對出川農民工進行截留。據他們介紹，一些大型企業在招商引資時，就將“政府幫助招工”作為投資建廠的一個前置條件。
　　面對西部省市開展的“截流”行動，東部一些傳統的勞務輸入地也在當地政府部門的組織下開展了“爭奪戰”，有的東部城市組織數百輛長途汽車，到中西部勞務大省“接回”農民工。
　　一些主管部門和專家擔心，由于對“招工難”的預期增大“農民工爭奪戰”日趨激烈，而本應由市場機制正常調節、配置的勞動力市場正在“招工難”的壓力下逐步失序。
　　金堂縣是四川省有名的勞務輸出大縣，當地有大批外出務工人員長年在東莞打工。《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金堂縣采訪了解到，為了緩解當地用工壓力，今年春節前，當地相關部門組成代表團趕赴廣東東莞，對這個縣外出勞務人員進行慰問，并在當地媒體上刊載廣告，宣傳該縣產業發展狀況，號召本縣農民工返鄉務工。
　　“爭奪戰”不僅表現在東西部之間，還表現在企業之間，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失序考驗。在金堂縣采訪時，一家鞋廠的老板宋超告訴記者，縣內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相互之間已經開始“挖墻腳”了，挖的對象就是普通農民工。作為金堂縣的政協委員和鞋業協會會長，他準備請縣長出來調停。
　　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提醒說，勞動力市場說到底還是一個市場經濟，應該由市場來配置資源，通過“招工難”、“民工荒”這樣的市場信號，有利于產業的重新布局和升級換代，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凈化市場環境、規范市場行為，而不應大驚小怪，甚至越俎代庖。

　　“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去年有了小孩，我們就決定回四川，畢竟這里才是我們的根，我們不想讓小孩將來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廣東人。”
　　目前，西部地區工資水平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日益縮小，這已經成為影響西部勞務輸出地區農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四川籍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對今年的工資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
　　眉山市仁壽縣是四川省人口大縣和勞務輸出大縣，據勞動部門了解，目前，仁壽縣的回鄉過年農民工中，有1萬多名農民工今年不愿意再到東部地區打工。仁壽縣勞動局就業中心主任劉剛說：“工資是一個問題，這幾年東莞的工資還比不上成都的工資，總體要低三五百塊錢。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除工資之外，“家庭”和“歸屬感”這些過去在農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視的因素，正越來越多地成為農民工選擇就業、乃至選擇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記者在采訪中，不止一次地聽到農民工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和老人，甚至愿意放棄過去在外務工積累下的資歷和高薪酬，轉而留在本地就業。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工正由“經濟人”回歸其“社會人”的本來面目。
　　在仁壽縣滿井鎮金塘村《經濟參考報》記者見到了在深圳打工12年的村民黃華。他告訴記者：“雖然在深圳一個月能賺4000多塊錢，但是不能在年老的父母親跟前盡孝，心頭覺得很愧疚。長期不在家，老家房子也垮了。這次回來先把房子蓋起來，好好照顧父母，哪怕工資少一些也沒關系。”
　　楊龍婭兩口子是四川簡陽人，他們一再向記者強調“歸屬感”：“在東莞、深圳的電子廠打了這么多年工，也習慣了廣東那邊的生活，但是我們始終覺得自己成不了當地人，心是飄著的。去年有了小孩，我們就決定回四川，畢竟這里才是我們的根，我們不想讓小孩將來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廣東人。”

　　“要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基礎”

　　超過80%的受訪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樂”對自身幸福感受的影響，多數人不再認同和接受父輩們“低收入、高強度和較差工作環境”的生活。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經歷了30年發展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占據了務工人員總數的半壁江山。數據顯示，2010年四川省2246萬務工人員中，新生代占到一半以上。
　　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權益保障等方面有著更為明確的要求。23歲的四川宜賓小伙子林濤向記者坦言從沿海回四川之后的不適應“這里雖然工作崗位多了，但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很多企業用工都不規范，該給工人買的保險不買，有的老板還要扣押工人的身份證。”
　　與他們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價值、生活質量要求更具有現代性。22歲的眉山市萬勝鎮農民工梁義德告訴記者“我參加了光纖安裝培訓后現在在省內一個月都可以拿到1800塊錢。對我來說吃飽飯不成問題，家里也沒什么負擔，但工作一定要能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基礎。”
　　在四川省社科院組織的對2500多名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問卷調查中，超過80%的受訪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樂”對自身幸福感受的影響，多數人不再認同和接受父輩們“低收入、高強度和較差工作環境”的生活。
　　“我的標準是每月至少2000元。有些招聘企業開出的工價很高，但是一天要干10個小時以上的活，周末還要加班。這些企業招不到工，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林濤說。

　　不具備職業技能反成企業爭搶對象

　　仁壽縣滿井鎮鎮長賀志輝說“現在很多東部沿海的企業來我們這招工，要求的都是年齡在35歲以下的普工。有技術的他們不要，因為從事的都是簡單勞動。”
　　過去，缺乏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往往難以就業。然而記者發現，目前這一輪“用工荒”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低附加值的普通工種普遍存在“招工難”，不具備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反而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
　　業內人士指出，盡管產業轉移是大勢所趨，但是目前，東部沿海企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模式仍在延續，而西部地區隨著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帶來大量低端用工需求。這就造成了東、西部地區同時出現對普工的“爭奪”，并且這種爭奪將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成為常態。
　　新增勞動力減少，是普工短缺的一個原因。四川省勞務開發暨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慶告訴記者“四川農村勞動力目前有3800萬人，2010年轉移輸出2246萬，勞務輸出水平已屬于高位運行。農村存量勞動力中，能夠轉移和輸出的‘挖潛’空間已經很少了。而近年來，四川每年新增農村勞動力僅為50萬至60萬之間，雖然勞動力供給總體呈增長之勢，但增幅下降已經是很明顯的了。”
　　對于普工短缺的現狀，用工企業紛紛提高了薪酬水平。位于成都市三環路邊上的錦江人力資源市場，素來是四川省農民工就業的“風向標”。根據這個市場的統計，從2010年下半年到現在，由于用工缺口的持續存在，服務員、保安、保潔、普工等低技術、低知識要求的工種，其工資水平普遍有200元至300元的漲幅。
　　成都市金堂縣是四川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比較集中的一個縣，當地方興未艾的制鞋、服裝等產業，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本地農民工就地就業。金堂縣就業局局長梁元惠告訴記者“縣里2010年的就業崗位比2009年增加了5000個以上，相應的外出務工人數，正以每年2000人至4000人的速度遞減。今年金堂也出現了普工缺乏的現象。”
　　“東西部地區同時爭奪低端勞動力，表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升級遠沒有完成。”郭曉鳴說，在正常年份里，企業的生產工人相對穩定，而金融危機發生后，沿海和內地相關企業先后出現“大面積裁員”；經濟情況回升后，又出現了“大面積招工”。并且這種大面積裁員和招工具有突發性和規模性的特點，由于大量崗位與眾多求職者之間的匹配需要一定時間，這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巨大的沖擊和考驗。
　　錦江人力資源市場主任黃潔說，這次“招工難”所凸顯出來對勞動力、尤其是普通勞動力的旺盛需求是否可靠和穩固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因為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極大，一旦外部經濟形式變化，這種需求就會急劇萎縮。不要忘了就在前兩年我們還在擔憂如何應對‘農民工返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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