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的獨特之處

　　問：在您的著作《地權的邏輯》中,對新一輪的土地改革與城市化戰略進行了反思,這也是多年來您一直堅持的研究方向。
　　要加快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幾乎是所有人的共識,但您為什么認為城鄉二元結構迄今仍具有其合理性?
　　賀雪峰：城鄉二元結構,至少到最近幾年前,還提得比較客觀,現在已經成了很負面的詞,包括戶籍制度。
　　今天的農民進城越來越容易,特別是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幾乎沒有限制。戶籍制度基本不影響賺錢,除了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以外。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國農民的收入結構非常特別:具體來講,當前在沿海外向型企業工作的勞動力,絕大多數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同時,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外出務工已經無優勢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從事小農經營。
　　正是通過代際分工,一家兩代人同時務農和務工,因此同時有兩筆收入來源,而使農民家庭可以溫飽有余。這兩筆收入缺一不可,不然,農民的經濟狀況并不會得到改善。
　　正是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可以有城市和農村的兩筆收入,可以為進城之后卻不能獲得足夠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進城農民工的勞動力可以繼續廉價,從而可以為“中國制造”繼續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我這里并非是說不應該提高農民工的報酬,而是說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尤其重要的是,我認為一方面政府應更加關懷農民和農民工,一方面要進一步調整中國不同階層的利益分配,要擴大弱勢群體的收入份額。
　　這項特別的制度安排,是中國城市化的獨特之處。

　　兩種政策選擇

　　問：這種獨特之處會對城市化的政策設計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賀雪峰：除了兩筆收入對農民來說缺一不可,討論城市化,還必須明確另一個問題,即城市就業機會。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經只有10％左右,而且今后還會下降,如此之低的產值與如此之多的農業人口,構成了中國“三農”成為問題的一對基本矛盾。
　　顯然,農民要大量轉移出來。農民是否能轉移出去,又要看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構成中國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產業,其中外向型的“中國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塊。恰恰因為中國勞動力廉價,且要素制度有優勢導致成本低,而使中國可以生產出幾乎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消費品。
　　在“中國制造”仍未成功變身“中國創造”前,中國第二產業(工業)的發展受制于資源等要素,新增就業機會將遇到天花板。
　　而即使其有巨大的GDP,也往往不能帶動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制造”無法承擔起工人較高的工資和社會保障,第二產業的就業者因此無法為第三產業提供消費能力。消費性的第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服務業的高就業就沒有前提。
　　城市就業機會因此不多,大量農民進城的結果可能就是大量失業。對于當前經濟處境下的中國城市化,可能的政策選擇有二,一是農民不可逆的進城從而推動較高的城市化率,其結果是因為大量進城農民在城市失敗后不再有維持體面生活的條件,而因此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二是農民可逆的進城,即當農民進城失敗,他們即返回農村家鄉過依舊的生活,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同時城市化率比較低。

　　問：這兩種政策中,您多年來一直呼吁讓農民可以自由回到土地?
　　賀雪峰：現在的問題不是農民出不去,而是回不來,回來確實越來越難了。很多地方在盲目的城市化過程中,收走了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
　　我認為,今天我們要把選擇權留給農民,農民愿意進城就進城,愿意返鄉就返鄉,假如不能解決農民在城市都生存下去的問題,那就要允許農民返鄉,所以土地要保證農民能返得回去。
　　城市是活力的源泉,是發展的源泉,但農村是穩定器,是中國現代化的蓄水池。城市怎么發展,最后出問題時因為農村是穩定的,所以整個社會才是穩定的。如果都動,就可能翻船。
　　這并不是說農村永遠不動,是現在不動,不亂動,現在保持比較靜的狀態。城市動,最后在城市動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往城里轉移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一定程度后,農村動不動都沒有關系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新農村建設,就很簡單了:新農村建設是中國穩定、有序地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步。

　　“中國的城市化危險大矣”

　　問：現在許多地方紛紛推進城市化戰略,您如何看待?
　　賀雪峰：土地非農用的價值來自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的需要,沒有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地的價值也就是其農用價值。正是因為國家限制土地非農用,才使得非農用土地具有超額的級差價值。正是因為經濟的發展,而要求有更多土地非農用,而國家限制土地非農用,就使非農用的土地表現出超額價值,也就出現了目前在建設用地上普遍存在的“土地拜物教”。
　　目前國內學界、政策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都在急于做土地和房地產的文章,而其表面說是加快推進城市化,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等等,他們并未想到(或想到了但故意視而不見)這一些做法并沒有創造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是通過投機制造出大量垃圾GDP,且尤其有害的是,這種做法不僅使“中國制造”的優勢不再,而且使進城農民的處境堪憂。
　　土地和房地產本來是要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服務的,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城市化就實在是危險大矣。
　　一旦“中國創造”仍未崛起的情況下,“中國制造”卻又優勢不在,進城農民退回農村又無可能,則,那個時候,中國所有附著在土地和房產上的泡沫就都要破滅,而因為失去農民可以返鄉這一城鄉二元結構所特別具備的緩沖器的調節,各種社會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規模上爆發。
　　中央應旗幟鮮明地制止當前各地推進的激進城市化舉措。應當采取穩健從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戰略。中國的現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太快了容易翻車,在一片喧囂的世界中,保守也許是最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