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本報記者利用返鄉過年之機，在基層進行了深入采訪，寫下了這一組隨筆。他們筆下這些讓人難忘的人物，充滿了異常豐富的鄉間情味——有喜悅、有好奇、有無奈、更有期待。迎著新春的曙光，我們應該在百姓這一堆魂牽夢繞的事情中，獲得感悟，規劃未來。
記者 李新民/河北報道
發哥不是影帝周潤發，而是記者的表哥——河北魏縣農民范新發。
發哥之所以“曬”腰包，其一是因為春節與記者見面，發哥一高興酒喝得有點多；其二是因為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發哥日子過得不錯，腰包里確實有“內容”；其三最重要的原因是發哥有求于記者，不曬曬腰包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情。
“民弟，你今年回來過年真讓人高興，我原本準備去北京找你的。”這是大年初二發哥見到記者時說的第一句話。
記者知道，十多年來，發哥一直做著倒賣衣服的小生意。他幾乎每天都要起早貪黑，開著三輪車拉著發嫂，載著從石家莊或者安陽批發來的衣服趕往附近十里八鄉的集鎮上擺攤銷售。無論酷暑還是嚴冬，從未停歇。
“你發哥顯老了吧，是累的。上有老，下有小，這幾年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操心孩子，能不累么？”發嫂一邊擺放著下酒菜，一邊介紹說，為了搶占好一點的攤位，每天凌晨四點多就得起床，夏天熱得要死，而冬天又冷得要命，特別是這兩年冬天氣溫低，發哥的臉都被凍傷了。
“過年了，咱要多說高興的事。”發哥瞪了發嫂一眼，舉起酒杯興奮地說，“身體雖然受累，可腰包不是受益了嘛。”
這幾年讓發哥高興的事確實不少，在推杯換盞中，他扳著手指一一道來：耕地種田不用繳農業稅，還發放種糧補貼；參加合作醫療，生病住院不再害怕；家里蓋起六間連排大瓦房，置買了彩電、冰箱、洗衣機，還安裝了電話；特別是兩位老人都八十多歲了，身板仍然硬硬朗朗的……
“我這幾年最高興、同時也最不容易的事，就是通過做小買賣掙了些錢，先后培養出兩個大學生。”
鼓掌，應該為發哥鼓掌。記者深知，在河北魏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貧困鄉村里，像發哥這樣重視孩子教育的家長并不是很多，而且像發哥這樣培養上大學的兩個孩子都是女兒的開明家長則更為少見。
“既然你鼓掌，就得幫忙。”發哥不失時機地告訴記者，“三妮兒今年畢業，你還得幫著找工作。”說話間，他把三女兒招呼進來。
三年前，二女兒畢業時，發哥到北京找記者幫著推薦就業，今年7月在石家莊上學的三女兒又該畢業了。
發哥一邊夸獎孩子，一邊拍著腰包壓低聲音說，“這年頭找工作難，需要花錢的地方給哥說一聲，雖然你哥我一年掙個兩三萬元，可為孩子找工作舍得……”
望著發哥紅紅的臉頰，記者心里一陣發酸。發哥不易，農民不易。
實習生 張彬/河南報道
“最后再種一年，下年就出去打工。”河南省民權縣人和鎮龍虎寺菜農楊銀生說。雖然2010年物價尤其是菜價上漲很多，但是楊銀生的收入并沒有變化。楊銀生說：“去年夏天番茄價錢賣不上去，有的只賣1毛錢1斤。8月到10月是菜價最好的時候，白菜能賣到1塊錢1斤。要不是那時掙點錢，去年種菜連成本都收不回來。”
記者春節返鄉調查發現，由于菜農種植的蔬菜沒有完善的外銷渠道，農村蔬菜供應呈下降趨勢。菜農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和投資成本上升，推高了蔬菜種植成本；另一方面，鄉村人口流動頻繁，加之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蔬菜消費日益疲軟。
楊銀生所在的龍虎寺村現有居民2800多人，距離縣城約有20公里。楊銀生種菜已有15年，現有3畝菜地，主要種植番茄和白菜。該村原來有菜農十家，現在只剩下三家。由于沒有形成規模化種植和距離城鎮較遠，村中蔬菜主要供應本村和周邊幾個村莊。
在農村，買菜并不是剛性需求，農民都會在自留地種些季節性蔬菜，當菜價上漲過快時，農民就不買菜。村民時光玲說：“孩子在外上學，丈夫外出打工，就剩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冬天也沒買幾次菜，家里有人回來了才會買點便宜的菜。菜價太貴了，就不買了唄。”
種植蔬菜的成本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菜價的上漲。價錢好的時候楊銀生種菜的毛收入也就是兩三萬元，除去成本也掙不多。楊銀生的妻子說：“煤、竹皮、草柵子、化肥、種子、農藥、塑料膜的價錢都在上漲。搭在大棚上的草柵子現在30元一張，原來只要5塊錢，一年漲5塊，一年還只能用一次。”
村民反映菜價貴，主要是指從外地運過來的蔬菜，像春節期間青椒賣到2塊一斤，黃瓜4塊一斤。楊銀生說：“青椒、黃瓜、豆角對溫度要求高，這些菜即使種了平常也賣不掉，也不能光指望賣過年那幾天。”村民日常消費最多的還是白菜，但是楊銀生至今有近500斤的白菜沒有銷售出去。春節期間白菜最好的才賣到3毛錢1斤。本村另一菜農楊連臣說：“年前那十天，白菜都賣不動，一天能賣兩三棵就不錯了。”
沒有蔬菜保險和種菜補貼，遇到災害性天氣，一茬蔬菜會變得顆粒無收。沒有完善的蔬菜輸出通道，在蔬菜旺季菜販子便趁勢壓價。楊銀生的妻子表示，夏季番茄成熟時，每天都得摘收成熟了的番茄，這很費時間，就沒足夠的時間趕集賣，只好賣給菜販子，菜販子壓價很厲害，不賣給他又不行。
水利是農業命脈，楊銀生種菜面臨的一個很大困難是澆地難。他說：“因為農田中的電線被盜，已經有兩年了澆地都是靠車子拉水，這跟原始農業差不多。這些年種菜很辛苦，身上都落下病根了，水也快拉不動了。”高強度勞作卻是低收益回報，這也是很多菜農轉行外出務工的重要原因。
楊銀生說：“自從種菜以后，就沒玩過，沒打過牌。逢集市時，裝車裝到晚上12點，凌晨兩三點就得起，起早貪黑，沒日沒夜，家也沒時間收拾，過年也沒個過年的樣子。”
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外出務工已成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一些菜農也逐漸加入到外出務工行列。楊銀生表示，下一年他也會外出務工，打工有份收入，地里還有份收入，并且打工是一手活，少操心少吃苦。
記者 劉振冬/北京報道
看著春晚小品《新房》時，剛買房的北漂小周暗自慶幸。準新郎小周也是因“丈母娘需求”而出手買房，慶幸的是聽說因為地鐵修通他們樓盤新一期的房子又要漲價，但更讓他糾結的是因坐等降價而貽誤了去年初的機會——房子每平米漲了4000元。
“讀了十多年的書，就是要從村兒里出來進城，可北京的家還是安在了村兒里。”小周在飯桌上當著一堆朋友自嘲地笑著說，不過，我們那兒都叫小鎮、水郡、半島啥的，目標客戶群都是城市白領、未來的中產階級，十年后那就是北京的中產階級聚集區。
他們那套120多平米的兩居室位于西南京郊的房山長陽鎮，不到200萬的總房價折合每平在1.6萬元，而在2009年底2010年初時價格才1.2萬元。“1萬6這房價是我們老家的3倍，可在北京還真不算什么，地鐵沿線這已經是最低價格了，咬咬牙也還能扛得過去。”白領小周給記者算了算買房的細賬，115萬的20年公積金貸款，每月還房貸就要7100多塊。幸好可以用公積金貸款，不然的話選商貸每個月要多還1350元。首付款和朋友借了10萬也要趕緊還，收房后還要交10萬的契稅和維修基金，裝修和家電也還得20萬呀。
自上大學算起，西北漢子小周在北京摸爬滾打了十二年，現在他是一家貿易公司的部門經理，可以算是個不上不下的白領。在北京的這十多年，地下室、大雜院、筒子樓他都住過，最讓他“自豪”的是，對于北京的城鄉結合部，他比北京“土著”還熟悉。
可是，雖然在北京混了十多年，至今他仍是“身無長物”，因為頻繁的搬家不允許行囊太多。夜深人靜蝸居在自己的小間里時，他也曾想過在北京擁有間自己的房子，能把年邁的父母接過來住上一段時間，但錢包膨脹的速度實在趕不上房價飛漲的速度。還好，小周在北京收獲了一份完美的愛情，未婚妻并沒有現實地要求他車房兼備，而是和小周一起湊齊了買房的80萬首付，他們幸福地憧憬著能夠早日住進自己的新房。
在這個春節假期的聚會中，而立之年的朋友們之間，談論最多的還是房子、票子。但是，當小周說起自己新買的房子時，大家談論工資、股票時的幸福感頓時不見了蹤跡。
小王也在和未婚妻四處看房，他們的父母都在外地，兩個人也必須買間大房子；鄭哥正在著急籌措被“新國八條”提高的首付款比例；準備換學區房的孔姐姐因有兩套房而喪失了購房資格；趙美眉則堅定不移地打著一場拆遷持久戰，家住東城區的獨生女小趙，和拆遷辦打了4年多的交道還是沒有談妥，最近讓她信心十足的是新修訂的拆遷法。
這些貼著“白領”“骨干”“精英”標簽的“白骨精”朋友們，大多是單位的中堅力量，也有不少成了部門的負責人，按照社科院的說法也都混入了中產階級。但是，除了那些有遠見的，5、6年前咬著牙早買了房，或者家境不錯有父母資助的，剩下的“白骨精”們都自覺不自覺地成了房奴，畢竟有個房子才有家的感覺，尤其是在新年炮竹響起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