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近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性，幾乎世人皆知。特別是鑒于美國危機后全球結構平衡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中國政府對此要作好充分的政策準備。
    長期以來，受西方主流教科書及中國過去長期外匯匱乏的歷史影響，外匯儲備的運用，一直強調“安全、流動、保值”的原則。這在一定歷史時期，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目前面臨中國坐擁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一原則是否仍然正確？要否要修正？從國民總體福利角度出發，這要回答，一是中國是否存在“超適度”的外匯儲備問題？二是這些“超適度”的外匯儲備能否用于與上述原則不相吻合、但屬于體現國家戰略性利益的方面？三是如果可行，又何為戰略利益？如何實現？相應的管理體制也應否作出配合？
    對于第一個問題，在美國金融危機、美元存在貶值風險壓力下，幾乎已不存在爭議。
    對于第二個問題，盡管中國政府其實已在部分地實踐，但仍有相當多的人，存在不少的猶豫與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向市場投放貨幣買來的，是央行的資產，“不能動”。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貨幣買來的，為什么市場（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幣（包括發債籌人民幣）向央行購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稱為合理的市場行為？何況，如果市場主體用人民幣向央行購匯，用于進口和境外投資，還可減少境內貨幣供應過多壓力，提高國民凈福利和企業競爭力，并不妨礙央行對資產負債表風險的控制。有人甚至擔心，動用國家外匯儲備，會危及國家金融安全。什么叫金融安全？其實對超適度外匯儲備進行合理的戰略性使用，不僅不會危及金融安全，相反，運用得當，有助于宏觀結構的平衡，提高實體市場的競爭力，恰恰是有助于提高我國整體的金融安全水平。而且用于戰略性的外匯，僅僅是整體外匯儲備在保持充足流動性需求的前提下，對一部分“超適度”外匯進行的再使用。
    為此，我們曾提出，要修正我國外匯管理的原則，應重新明確外匯運用的具體順序：首先，保持必要的外匯流動性，以滿足平衡國際收支的需要；其次，用一定的外匯干預外匯市場，滿足匯率調節的需要；再次，服務于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獲取戰略性利益（包括提高國民福利水平）；最后，再有多余的外匯儲備，可用于獲取相對較高收益的金融投資。這里，把類似目前“中投公司”增值投資的業務，列為最后一項，是因為必須看到，前三項外匯用途，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和戰略性。當然，不排除也許中投公司目前的投資項目中，已部分包括了滿足上述第三項目的使用。這也恰恰證明，我國外匯儲備管理原則必須進行重新修正與明確。
    那么，什么是外匯儲備運用中的戰略性收益？作者認為，只要是有利于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和國民福利提高的關鍵性、長期性、重大性因素，均可視為戰略性利益。具體說：
    （1）有利于解決國民經濟中多年積累的突出結構問題，如用匯購買國外先進的技術和重大設備。
    （2）有利于解決困擾我國的環境、資源問題，如用匯購買關鍵性資源。支持國內企業參股、并購海外能源性企業、關鍵性原材料企業，用匯進口治理環境污染的重大設備與技術，提供排污、治理土地沙漠化等公共產品。
    （3）有利于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和成為金融強國打基礎的外匯運用，如大力培育跨國的、關鍵性的金融機構，通過外匯支持在境內外實施兼并、或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從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戰略出發，不斷擇機增持黃金儲備。
    （4）有利于防范外部動蕩對中國經濟的意外沖擊。例如，通過加強亞洲金融[3.52 -1.68%]合作，謀求國際儲備體系改善中的國家戰略性利益，包括通過貨幣互換等方式，用外匯支持亞洲、非洲，“上合組織”成員國，維護其經濟、匯率的穩定。這不僅可防范其可能發生的風險向中國的傳遞，同時中國可實現在與這些國家一體化經貿活動中的穩定收益。追求國家戰略性利益，還包括用美元儲備支持亞洲融資市場和亞洲實體經濟發展，減弱亞洲及中國的美元儲備不斷回流美國，造成美國短期資金跨境頻繁進出亞洲各國的頻率，以減輕虛擬經濟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壓力，削弱美國“雙赤字”政策下過度膨脹的虛擬資產規模對世界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影響。還包括用外匯儲備謀求在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戰略性利益。通過購買ＩＭＦ的債務，完善ＩＭＦ的融資實力，擴大中國在ＩＭＦ的份額和力爭人民幣進入ＳＤＲ的籃子。以上這一切，都有利于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中所需的匯率穩定環境的形成和連續。只要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是穩定的，而且是盡可能長時期的穩定，對未來匯總過經濟而言，就是贏者。
    （5）有利于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外匯支出。如包括我們早先提出的，用少量的外匯支持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或直接進口改善居民醫療水平等的重大醫療設備（我們在寫作期間，聽說中國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接受美方的大量美元貸款，以購買重要的醫療設備），以投資入股等方式下劃有關單位，有償經營。
    在強調外匯儲備戰略利益的同時，必須另外強調兩點：
    第一，首先要處理好官方巨額外匯與“藏匯于民”的關系。盡管我國官方外匯儲備近幾年一直為世界第一，但同時與出口大國的日本、德國相比，在一國對外凈資產持有額中，2007年末，官方對外凈資產（主要是外匯儲備），日本與德國分別為44％與14％，中國卻高達150％。這種狀況決定了，一是因央行大量購匯而形成了國內貨幣供應的巨大壓力，二是增加了國家集中持有巨額外匯的風險。因此，改變我國目前外匯儲備官方為主的結構，發展與豐富國內金融市場，“藏匯于民”、“由民用匯”，應是修正我國外匯管理原則和尋求戰略性利益過程中或過程之前，必須要解決的另一個重大政策問題。如何發展和豐富國內的金融市場，由“藏匯于朝”部分轉向“藏匯于民”，在這樣的政策調整中，決策者要相信，經歷多年市場化歷練的民間力量，在用匯收益上，并不亞于官方。而且，這一歷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須邁出去的。同時，民間用匯的過程，又有利于國內貨幣供求的平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其儲備風險分散在各經濟主體，也有利于減輕國家集中承擔風險。
    第二，要認真重視不斷增持黃金儲備這一中國崛起中的戰略意圖。簡單恢復金本位這一不可能的淺顯公理，眾人知曉。地球上16．3萬噸左右的黃金存量中，可交易黃金僅占17％，遠不能滿足當今世界貿易金融交易的需求。增持黃金的意圖，也不是出于黃金比較美元、歐元等信用紙幣，何種資產增值或貶值的短期相對利益的思考。增持黃金主要是從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戰略思考。在漫長的國際化過程中，一國信用貨幣要從國內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生產能力、貿易規模、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以及幣值穩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國是否具有相當數量的“最后清償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基礎條件和不可或缺的保障。從歷史上大國貨幣興衰的角度看，不管是早先的英鎊，還是后來的美元，在其崛起之初，無不都在努力創建作為最后清償力的黃金基礎。歷史數據顯示，伴隨英鎊的衰落，黃金占英格蘭銀行發行的英鎊紙幣的比例呈直線下降，由1914年的148％下降到1919年的21％。同時伴隨美元的崛起，美國黃金儲備占美元紙幣的比例，卻是在直線上升，由1914年的0．59％上升到1939年的278％。就是在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今天，財政、經濟形勢如此艱困，美國政府仍是不愿采取割愛一盎司黃金的措施，而是不斷通過發紙幣，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出路。可見，黃金在戰略保證的重要意義。因此，中國政府在黃金等貴金屬態度上，絕不能短視，絕不能僅從三年五載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
    要實現以上外匯儲備的戰略性利益和真正的多元化運用原則，中國當今的外匯行政管理體制也必須予以調整。長期以來，由于外匯匱乏，央行（外管局）作為外匯管理的唯一機構，不存在任何的不妥。但是，隨著外儲的不斷增加，一是國內的貨幣調控越來越難，二是面對仍在不斷增長的巨額外儲，從國家整體利益和戰略利益出發，為滿足上述外儲運用的四項“順序”內容，顯然，繼續有專責宏觀調控的央行（外管局）一家機構負責，同時兼負大量日常、復雜的普通投資和戰略性操作職能，明顯力不從心。2007年“中投公司”設立后，應該肯定其在外匯多元化運用方面進行的大膽實踐和探索。但是，根據上述四項“順序”內容中第三條戰略性業務的操作，涉及石油、資源、重大設備與技術等國民經濟多行業、多領域、多個管理部門。外匯如果仍由單一行政部門操作，已明顯難以實現國家戰略的布局謀劃和具體的部署實施。因為在“中投公司”內，多為金融、投資等金融人才，存在以下顯著缺陷：一是人才偏窄，經驗不夠，力不從心；二是多元化運用中，部門間協調乏力，效率低下，會錯失良機。為此，有必要迅速在國務院領導下，成立國家海外資源投資委員會（不是僅限于能源的、2009年成立的國家能源委員會），由國務院下屬相關部門參加，統一研究、謀劃巨額外儲用于第三項目的總額度，以及確定分別用于石油、其他礦藏資源、重大設備、技術等領域的具體額度及調整的原則。并在該委員會下，分設不同行業投資組，吸收相關企業、機構參加，負責情報信息的搜集分析、規劃協調前期的投資事宜與部署外匯資金的具體籌集事宜等。
    整個外匯儲備在漸次滿足上述前三項目的后，剩余的外匯再運用于上述第四項目的，即繼續由“中投公司”為代表，負責、尋找更高的金融投資收益。

（本系列內容摘編自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金融戰略：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