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宏觀經濟將進入平穩、溫和的趨勢性增長，從目前趨勢看，季度的同比和環比增速波幅都會比較溫和。一、二、三季度，都會平穩、溫和上升，三季度可能是全年同比的增長高點，四季度呈現一個小幅回落。
　　但2011年是十一五和十二五的銜接之年，地方政府往往有很強的沖動推動經濟增長。而且，目前的經濟增長預測是假定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但實際上美國經濟的復蘇在2011年可能會較為強勁。此外，2010年底雖然實體經濟十分強勁，物價壓力明顯增大，但是緊縮力度明顯偏小。
　　物價的走勢會直接影響到政府對2011年政策力度的把握、政策節奏的選擇。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強調目前市場對可能的通脹壓力估計不足，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物價壓力、2009年以來貨幣投放迅速增長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等，因此對2011年的通脹壓力仍然保持非常高的預期。
　　與此相反，另一種觀點是，2011年的通脹仍然處于大致可控的范圍，目前通脹在很大程度體現的是一種可能性的風險，尚未形成全面的高通脹的現實，而且當前的通脹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蔬菜和糧食領域，尚未全面擴散，只要及時采取緊縮措施并加大供應就能防止全面通脹。
　　對通脹走勢的不同判斷致使對政策操作節奏也存在不同判斷，即使研究者都贊同明年上半年物價壓力大，依然有明年年初啟動密集政策操作、以及年中物價高點陸續出現之后才開始密集政策操作兩種判斷。
　　如果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就啟動密集的政策操作，則市場會在年初開始調整；如果在年中以后再進行密集的政策緊縮操作，則上半年向上機會更大。從目前趨勢看，在2011年年初就啟動密集緊縮政策的可能性較大。
　　因為，2011年宏觀政策力度將會參照經濟增長的波動趨勢、ＣＰＩ水平、海內外低利率金融市場條件以及成熟國家的經濟復蘇程度等相機抉擇，動態調整。
　　首先，2011年4％的ＣＰＩ既定目標意味著2011年一季度的調整壓力會非常大，這種壓力可能會持續到二季度，原因在于2011年上半年的翹尾因素明顯大于下半年，特別是1月和6月份會超過3％，適當增加一個新漲價因素，上半年的部分月份ＣＰＩ就很容易達到5％，甚至會接近6％，在已經明確年度物價目標是4％的條件下，這種明顯超過物價目標的物價走勢就可能會形成較強的政策調整壓力，同時加大蔬菜和糧食的供應。貨幣政策進行相應緊縮，重點就是抑制通脹預期，防止物價上漲從蔬菜和食品全面擴散到其他商品。
　　其次，基于2011年物價“前高后低”的基本判斷，2011年一季度很可能會是政策調整與出臺的密集時期。政策出臺節奏會呈現一個標準式的動作，我們稱之為“三率齊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與匯率。不僅如此，對部分投機性較強產品物價的行政管制以及適度的資本管制（特別是在加息和升值時配套使用），也將成為輔助性工具。
　　同時，從2010年底的宏觀政策緊縮節奏、與實體經濟的強勁復蘇以及較強的物價上升壓力看，實際緊縮力度是偏松的，這使得市場可能會猜測，宏觀緊縮力度會滯后于實體經濟的波動以及物價的走勢，那么，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上半年的物價高點接連出現之后，開始全面啟動嚴厲的緊縮政策。采取兩種不同的政策操作節奏，對資本市場的沖擊存在很大差異。
　　再者，如果進一步考慮到政策實施的節奏與政策工具的謹慎選擇，低利率水平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整體上外部的低利率水平一直是制約國內政策工具選擇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且這種因素短期內也難以改變。即使考慮到2011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會恢復到3％的ＧＤＰ增速，刺激政策選擇退出與加息，預計也僅能輕微改變目前的低利率水平，即從目前的0％—0．25％上升到0．25％—0．5％或者稍高一點，但是與歷史高位相比，依然是處于極低的水平。
　　因此，在低利率條件尚未改變的情形下，政策組合的備選工具中，優先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最高，央票的運用以及貸款投放的窗口指導等都是常用的數量型工具。而利率工具的使用仍會非常謹慎，即使加息，次數也會相對有限。在這種條件下，匯率政策的作用會凸顯出來，無論是從抑制通脹預期，還是減少內外失衡的角度看，2011年匯率調整的空間預計會高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