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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未見刀光劍影或是硝煙彌漫，但用“亂世”這個詞來形容2010年的國際外匯市場依然貼切。“人民幣問題”在“亂局”中被推上了世界輿論的風口浪尖。六月份的“二次匯改”，人民幣危機時的實際釘住美元制度安排宣告退出，人民幣匯率變得更加有彈性，但是外部壓力依然未見減弱。外有外部輿論和全球美元泛濫壓力，內臨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壓力，下一步，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舞步可能跳得更加艱難。
　　盡管未見刀光劍影或是硝煙彌漫，但用“亂世”這個詞來形容2010年的國際外匯市場依然貼切。經濟剛出現復蘇跡象，原先“抱團取暖”的各國就開始“各自為營”，正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的一句話，“各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表現出來的強烈合作愿望如今已經減弱，一些國家正在拿本國貨幣當武器。”
　　“人民幣問題”正是在這樣的“亂局”中被推上了世界輿論的風口浪尖。六月份的“二次匯改”宣告退出危機時的實際釘住美元的制度安排，人民幣匯率變得更加有彈性，但是外部壓力依然未見消弱。面朝外部輿論和全球美元泛濫壓力，內臨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壓力，下一步，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舞步可能跳得更加艱難。

　　匯率亂局：外部壓力由“單音調”轉向“大合唱”

　　匯率戰的背后實質上是世界各國對全球最終需求的爭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部門通過過度舉債為全球提供最終需求。危機爆發后，隨著美國金融的去杠桿化，全球最終需求顯著萎縮。發達國家想把本國最終需求留在國內，但新興市場國家仍想在發達國家最終需求中分一杯羹。
　　今年3月，美國130名議員聯名致信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要求財政部在4月發布的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定期匯率評估報告時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敦促商務部使用美國反補貼稅法以保護因匯率操縱承受損失的美國公司的利益。美財政部更是推遲原定4月15日發布的匯率評估報告，表現出強硬姿態。在6月G20多倫多峰會前，美國制造出的這一系列“噪音”達到高潮。
　　在全球經濟復蘇顯現出疲態的2010年“匯率”問題再次被推上了各方沖突的核心區。更為明顯的是，伴隨著美元的貶值和更多新興市場國際被卷入這場“匯率戰”，國際上形成向人民幣匯率施壓的局面已由美國“獨唱”逐漸演變為多國組成的“大合唱”。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國際貨幣研究中心主任孫華妤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快速、有力的財政貨幣政策措施，使中國經濟比美、歐和其他國家從危機中更快、更穩地復蘇，同時自2009年11月起美元跌勢停止轉為緩慢升值，這令奧巴馬政府擔心其出口翻番計劃受阻，不利于中期選舉。出于經濟、政治等因素考慮，美、歐等在今年年初即加大了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噪音。
　　“中國6月19日宣布重啟匯改，拆除了G20峰會上‘人民幣匯率定時炸彈’。但可浮動的人民幣被西方更多地解讀為可升值的人民幣，寄予或施壓人民幣更快、更大幅度升值，尤其是美元在6月份又走入跌勢，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來把美元貶值落在實處。”孫華妤指出。
　　伴隨著美國國內中期選舉的臨近，這一波壓人民幣升值的“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美國會眾議院9月29日以348比79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一項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的《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雖然這項草案能否最終成為法律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畢竟是美國國會至今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發出的最為強硬的信號。
　　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美國推出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以及美元的進一步貶值，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其他貨幣不情愿的走上了“被升值”的道路。這其中包括歐元和日元，也包括和中國貿易結構的新興市場國家。衡量美元強弱的美元指數由今年6月初的接近90的高點跌入11月的75左右，多國卷入其中的所謂的“匯率戰”也愈打愈酣。
　　“9月，日本政府入市干預日元升值。歐、日都希望人民幣升值來緩解它們的升值壓力。另一方面，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貿易結構與我國相似，國際市場有交叉，也希望人民幣升值好讓出一些國際市場。”孫華妤說。9月至10月，包括巴西、泰國等國家的政府都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來限制資本流入和抑制本幣升值。“大合唱”的局面一經形成，在輿論上對人民幣形成了更大的壓力。
　　“匯率戰的背后實質上是世界各國對全球最終需求的爭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部門通過過度舉債為全球提供最終需求。危機爆發后，隨著美國金融的去杠桿化，全球最終需求顯著萎縮。發達國家想把本國最終需求留在國內，但新興市場國家仍想在發達國家最終需求中分一杯羹。這種對全球最終需求的爭奪是全球匯率戰與貿易戰風險凸顯的根本原因。”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明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11月召開的G20首爾峰會前的慶州預備會議一定程度上為這場“匯率戰”暫時降溫。會議發布的《聯合公報》指出，“向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的且更多由市場進行決定的匯率體系發展，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先進經濟體，包括那些擁有儲備貨幣的經濟體，將會警惕匯率中的過度波動以及無序變化。”不過這一表態被更多人解讀為一種妥協，而無實際約束意義。
　　“美國依然未放棄施壓人民幣，在國會復會后，美國議員在積極活動，推動參議院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議案》。而隨著美國第二次數量寬松貨幣政策的不斷實施、愛爾蘭危機的緩解，美元很可能進一步貶值，歐元恢復升值，這種情形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存在。”孫華妤說。

　　升值預期：熱錢相伴潮落又潮漲

　　“熱錢”再次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不論是金融大鱷索羅斯在香港開設辦公室引起的市場騷動，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一句無心的“熱錢池子”引起的廣泛討論，都顯示出市場對于這一詞匯的敏感程度。
　　回顧2010年的人民幣走勢，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一直保持穩定在1美元兌6.82元人民幣左右。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金融危機以來的實際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正式退出。
　　實際上，“二次匯改”核心內容是恢復到危機之前的匯率體制，即更強調參考一籃子貨幣、更強調雙向波動，匯率浮動空間也將重回5‰的水平。因此，在匯改之后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并沒有像一部分人認為的那樣快速升值。“6月21日是重啟匯改后的第一個交易日，當天，人民幣升值2.95%，逼近日波幅最高限。其后震蕩升值，7月2日達到6.7720，其后保持了一個月的小幅雙向浮動和基本穩定，然后震蕩貶值，9月1日人民幣對美元回到6.8126人民幣/美元。”孫華妤回憶說。
　　而彼時伴隨著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略微降溫，5月至7月間，中國短期資本流出的跡象也愈發明顯。根據央行的數據，今年5月份，新增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由4月的2863億元人民幣下降至1316億元后，6月新增金融機構外匯占款進一步下滑至1171億元，創下2008年11月以來新低，7月份，新增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回升至1709.51億元人民幣，但仍處于較低水平。
　　不過，正如上文所述，外界壓人民幣升值的“噪音”不停，美元或維持中期貶值的趨勢不變，更重要的是，世界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判斷不變，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就不會輕易被打消。“9月以后，人民幣對美元有長達1個半月的持續升值，10月15日達到6.6497，升值率達2.4%，然后有2個星期的震蕩貶值，10月28日達到6.6986，然后又是2個星期的升值，11月12日達到今年以來的最高值6.6239。然后又是半個月的貶值、12月1日后又在升值。”孫華妤說。
　　伴隨著匯率的波動和預期的加溫，“熱錢”再次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不論是金融大鱷索羅斯在香港開設辦公室時的所引起的市場騷動，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一句無心的“熱錢池子”所引起的廣泛討論，都顯示出市場對于這一詞匯的敏感程度。
　　央行數據顯示，10月份，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為5190.47億元，不僅環比大增79.27%，而且創下了2008年4月以來的單月新增之最。11月，新增外匯占款繼續維持在3000億元人民幣之上的高位。由于外匯占款會形成基礎貨幣的進一步投放，外匯占款的激增會加大國內貨幣量供應，導致通脹壓力的加劇。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數據，11月，我國CPI同比增長達5.1%。
　　“主要發達國家持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流動性過剩狀況加劇，我國經濟增長較快，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都恢復增長，在人民幣升值預期持續增強的情況下，國際流動性持續流入國內。”央行副行長胡曉煉在11月舉行的貨幣信貸工作座談會上表示。中國銀行曾發布月報指出，歷史表明，資本流入最多時，恰是在中國經濟已經較快增長，而美聯儲仍維持低利率水平的時候，這一情況在2003至2004年已經上演過，2004年末，央行的國外資產較2003年同期上升幅度高達51%，這意味著央行巨大的對沖壓力，而2010年的環境與當時十分類似。
　　孫華妤說，國際熱錢的流入與人民幣預期升值有很大關系，人民幣預期升值又與升值的歷史經驗有很大關系。在6月至8月，人民幣保持小幅雙向浮動和基本穩定時期，沒有熱錢流入跡象；9月至10月中，人民幣持續快速升值，促成升值預期，熱錢開始集聚。其后雖有半個月為一個升或貶值階段的震蕩，但總趨勢仍然是升值。這意味著熱錢在中國境內停留1個月，就肯定賺錢。這不會扭轉人民幣升值預期。
　　監管部門已經行動起來。為應對打擊“熱錢”違規流入，1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了《關于加強外匯業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中對“外匯流入”做了比以往更加嚴格的監管規定，尤其還加大了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沒過幾日后，國家住建部和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境外機構和個人購房管理的通知》，規定境外個人在境內只能購買一套用于自住的住房；在境內設立分支、代表機構的境外機構只能在注冊城市購買辦公所需的非住宅房屋。業內專家分析，此次“限外令”比2006年的尺度更嚴格，就是針對再度炒房的“熱錢”游資。
　　與此同時，從今年2月開始，外匯局在十三個外匯業務量較大的省(市)組織開展了應對和打擊“熱錢”專向行動，有針對性地對重點主體、重點渠道的“熱錢”流入進行查處。截至10月底，共查實各類外匯違規案件197起，累計涉案金額73.4億美元。

　　中國舞步：“漂亮”跳出自身節奏步法

　　在“內外壓力”均不可小覷的2011年，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如何跳出自身的漂亮舞步，是個不小的難題。眾多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人民幣匯率改革仍會在“主動、可控、漸進”三性的框架下進行，如何引導市場形成更為合理的匯率預期、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一個長遠的課題。
　　今年以來，央行幾位高層曾在不同場合就“有效匯率”的問題發表言論，胡曉煉曾撰文指出，僅關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觀念短期內還是難以改變，其中既有長期形成的習慣問題，也有在會計、統計等方面使用美元較多的因素。這意味著中國在不斷擴大全方位開放過程中，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主要看經常項目尤其是貿易收支)、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匯率形成機制時，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未來可嘗試定期公布名義有效匯率，引導公眾改變主要關注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的習慣，逐漸把有效匯率水平作為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參照系和調控的參考。
　　“比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人民幣有效匯率可以反映人民幣對外全面、整體價值變化，是衡量匯率升、貶值的綜合指標。在穩定匯率的層面上，可以用有效匯率代替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來衡量人民幣對外價值的變化。”孫華妤指出。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明指出，從外部環境來看，2011年人民幣將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同時中國出口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原因在于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本幣貶值與進口限制來改善貿易收支，促進經濟增長。從內部環境來看，為遏制國際能源、食品、金屬與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給中國經濟形成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中國政府存在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輸入型通脹的動力。如果沒有意外事件發生，明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可能升值5%左右。
　　聯合國貿發組織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其個人觀點，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可能高于2010年的升值幅度，有望達到5%左右的水平。他指出，2011年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及其走向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外部壓力不斷，內部動力增強，但漸進、可控升值的基本格局不會改變。從外部看，壓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經濟復蘇的力度和就業改善的情況。從內部看，反通脹政策目標重要性的提高和GDP增長目標的相對弱化則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動機的增強。
　　渣打銀行在其最新報告中同樣預計人民幣升值步伐將加快，并將此前預計的人民幣兌美元2011年全年升值幅度由4%至5%上調到6%。不過，孫華妤指出，中國已進入經濟結構調整時期，明年貿易順差幅度可能下降。同時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QDII也可能增長，外匯需求會上升。但總體來看，中國國際收支順差可以保持。不過，特別要說明的是，國際收支順差、儲備增加不是人民幣升值的充分條件。尤其是人民幣升值可能吸引大規模熱錢流入時，尤其要慎重升值。中國已經有通貨膨脹現象，一些改革措施會在一段時間內推高物價水平，如果熱錢流入興風作浪，通貨膨脹可能超過政策底線。
　　可以預見，在“內外壓力”均不可小覷的2011年，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如何跳出自身的漂亮舞步，是個不小的難題。眾多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人民幣匯率改革仍會在“主動、可控、漸進”三性的框架下進行，如何引導市場形成更為合理的匯率預期、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一個長遠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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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尤其是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在2010年大幅增長，是一個很重要的成績。但是，必須看到，在跨境貿易增長中，主要是進口貿易增長較快。在存在顯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背景下，誰都愿意成為人民幣資產方，誰都不愿意成為人民幣負債方。
　　這就意味著，在人民幣匯率機制變得更具彈性、人民幣遠期匯率市場更為發達之前，人民幣的跨境貿易結算仍是“非對稱”的繁榮。可以說，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客觀上會倒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自去年7月6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城市試點以來，今年6月22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由上述五城市擴大到北京、天津、內蒙古、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云南、吉林、黑龍江、西藏、新疆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業務范圍包括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不再限制境外地域，企業可按市場原則選擇使用人民幣結算。
　　今年7月，央行又在香港，與中銀香港簽署了修訂后的《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與香港金管局就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安排簽訂了補充合作備忘錄。此次簽署的修訂后的《清算協議》，容許香港人民幣存款可與銀行間往來轉賬，并取消企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的上限。此舉進一步促進了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