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先秦時期的偉大哲人，墨子同其他哲人一樣，記入太史公書。不過，司馬遷僅用“蓋墨翟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這樣二十四字述其人事于《孟子荀卿列傳》中。太史公稱其為“宋大夫”，未明言其為宋人。晉葛洪據(jù)以徑稱“墨子者，宋人也。”(見《神仙記》)唐楊倞從之，曰“墨翟，宋人。”(見《荀子·修身》注)其實，太史公稱“墨翟宋大夫”，大約是據(jù)“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見《史記·鄒陽傳》)作出的猜測，句首有表疑助詞“蓋”，應(yīng)視為太史公于此落筆的謹慎與持重。就現(xiàn)今所可見及的材料而言，最早確定墨子國籍的人，應(yīng)是東漢高誘。《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不肯以兵加。”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清畢沅《墨子注·序》就此斷言，謂“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人，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境，非魯衛(wèi)之魯，不可不察也。”沅為清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先任翰林院編修、左庶子等廷內(nèi)大員，后為陜西按察使、陜西巡撫、河南巡撫、山東巡撫、湖廣總督等朝廷命官，精經(jīng)學(xué)、地理學(xué)、考據(jù)學(xué)等。官位炫人，學(xué)識淹博。沅之考論，不由人不信從。于是，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博山縣知縣又精于經(jīng)學(xué)、金石學(xué)、方志學(xué)等的武億在《授堂文鈔·跋墨子》中亦謂：“《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從此有所謂“東漢學(xué)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清代考據(jù)學(xué)家畢沅《墨子注》和武億《跋墨子》均持墨子為魯山人”之說。清末民初，經(jīng)學(xué)家、文字學(xué)家孫詒讓著《墨子間詁》，以大學(xué)者之良心，堅稱“以本書考之，似當以魯人為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為魯人之確證。畢沅、武億以魯為魯陽，則是楚邑。考古書無言墨子為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之賢圣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1982年，劉蔚華教授發(fā)表《墨子是河南魯山人-兼論東魯與西魯?shù)年P(guān)系》一文，反稱“孫詒讓的考證……還不能推翻畢沅的結(jié)論，即墨子是魯陽人”，認為“‘自魯即齊’理解為從魯國或魯陽到齊國，都可以。‘南游于楚’，去見楚惠王，也可以作兩種理解。‘北之齊’理解為由魯國去齊國比較合適，但理解為由魯陽遠道北上，也未尚不可。”認為“止楚攻宋一事，《呂氏春秋》說墨子‘自魯往’，而《墨子·公輸》卻說‘起于齊’。墨子無論從魯國或是齊國出發(fā)，迢迢二、三千里，……在當時落后的交通條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理解為從魯陽出發(fā)，過魯關(guān)，經(jīng)方城，再奔郢都，路程僅為魯國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很有可能的。”認為“唯一不利于‘魯陽說’的一條材料，是余知古《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向楚惠王說墨子‘北方賢圣人’。如果墨子是魯陽人，魯陽文君就不會說他是北方賢圣人了。……其實，這是形式上的推論。如果從歷史聯(lián)系考察問題，就會得出另外的結(jié)論。”下面引出西魯、東魯?shù)脑掝}，并舉《詩·魯頌·閟宮》為證。其詩云：
　　王曰叔父，[成王說：“叔父(周公)，] 
　　建爾元子，[封立你的長子(伯禽)，]
　　俾侯于魯。[使他成了魯侯(初封)。]
　　大啟爾宇，[開拓你的封疆，]
　　為周室輔。[做好王室的輔助。”]
　　乃命魯公，[王又授命魯公(再封)，]
　　俾侯于東。[去做東地的諸侯。]
　　……　　[……]
　　天賜公純嘏，[天賜予了魯公宏福，]
　　眉壽保魯。[永遠保有魯?shù)姆庥颉�]
　　居常與許，[曾居住南常與西許，]
　　復(fù)周公之宇。[要恢復(fù)周公的封地。]
　　……　　[……]
　　徂來之松，[(如同)徂徠山的蒼柏，]
　　新甫之柏。[(也像)新甫山的翠柏。]
　　……　　[……]
　　劉教授解“俾侯于魯”為初封于魯陽(西魯)，“乃命魯公”為再封于曲阜(東魯)，而解“(居)常與許”即“南常”與“西許”，“南常”在今山東微山湖東“西許”正好在魯陽地。最后，解“徂徠”(之松)山在泰山近側(cè)，“新甫”(之柏)山也在魯陽地區(qū)，位于今河南省南陽城西。認為“史詩反復(fù)地把河南之魯與山東之魯聯(lián)系起來，反映了歷史實際。周公東征后，把商奄改稱為魯，實是初封于魯山在名稱的沿用。”
　　筆者認為，劉教授引出西魯、東魯?shù)脑掝}，顯然是在阿附畢沅、武億。如果過細地閱讀《呂氏春秋》高誘注，自會得出如下的結(jié)論：畢沅誤讀了高誘注，武億盲從之，劉教授阿附之，才生出上述一段學(xué)術(shù)公案來。以下請道其詳。

　　作者簡介：

　　姜寶昌，漢族，山東青島人，1940年4月出生。山東大學(xué)教授，曾任山東大學(xué)中文系副主任、山東大學(xué)國際教育交流學(xué)院院長等職。現(xiàn)為中國墨子學(xué)會副會長、中華詩詞研究會名譽會長等。
　　姜寶昌教授長期從事文字學(xué)和墨學(xué)研究，是我國學(xué)界為數(shù)不多的文理兼通的研究《墨經(jīng)》的權(quán)威學(xué)者，為弘揚墨學(xué)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出版《文字學(xué)教程》《金文研究》《墨經(jīng)訓(xùn)釋》《墨子大取小取訓(xùn)釋》《墨學(xué)與現(xiàn)代科技》《墨經(jīng)正讀》(合作)《魯迅傳》《中國古代優(yōu)秀詩文欣賞》《中華古代名人詩傳》等10多部著作，發(fā)表論文50余篇，其中墨學(xué)研究論文15篇。此外，還出版了古典詩集《古體詩三百首》《詠史詩抄》等。

　　一、正論———高誘于篇中已自有解

　　《呂氏春秋·當染篇》“墨子見染素絲而嘆。”(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二篇。”)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于許由、伯陽。禹染于皋陶、伯益。湯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紂染于崇侯、惡來，周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戮)。……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xué)于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高誘注：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高誘注：“止，留也。”)其后在於魯，墨子學(xué)焉。(高誘注：“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這里高誘前注文“墨子，魯人”之“魯”，即后注文“惠公，魯孝公之子，(魯)隱公之父”之“魯”，亦即呂不韋原文“魯惠公”之“魯”。換言之，高誘后注文“(魯)惠公，魯孝公之子，(魯)隱公之父”之“魯”，應(yīng)視為其前注文“墨子，魯人”之“魯”之注腳。鐵案如山，不容置疑。因為這既是注釋與注釋對同一名謂內(nèi)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也是注釋與原文對同一名謂內(nèi)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此同篇注文之例也。又，《樂成篇》：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這里，誦者“鷖”之為“魯(孔子所在之國)人”，可視為《當染篇》高誘注文“墨子，魯人”之“魯人”之注腳。——此異篇注文之例也。試想，設(shè)若高誘注“墨子，魯人”之“魯”指謂西魯即魯陽(魯縣)，作為《戰(zhàn)國策》、《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書的大注疏家，他能不另予注釋，坐令西魯、東魯糾繚不清嗎！

　　二、反證——高誘下注通例考察

　　通觀《呂氏春秋》全書注釋，不難看出，高誘下注，凡屬春秋戰(zhàn)國時人名，必先出現(xiàn)其國別(如：周、秦、楚、宋、齊、衛(wèi)、魯?shù)?，明具體地望者次以具體地望，不明者，從闕。又次以世族(或師承)、官職(或職業(yè))、事跡等。今分類表而出之。

　　(一)國別+地望

　　如：《當染》：“越王染于范蠡、大夫種。”
　　高誘注：“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又“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

　　(二)國別+地望+事跡

　　如《必已》“莊子行于山中，見木甚長大，枝葉盛茂。”
　　高誘注：“莊子，名周，宋之蒙人。輕天下，細萬物。其術(shù)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

　　(三)國別+世族(或師承)

　　如：《當染》“吳王闔廬染于伍員、文之儀”
　　高誘注：“闔廬，吳王夷眜之子，名光。”
　　《尊師》“索盧索，東方之巨狡也。學(xué)于禽滑釐。”
　　高誘注“禽滑釐，墨子弟子。”

　　(四)國別+官職(或職業(yè))

　　如：《尊師》：“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
　　高誘注“百里奚，故虞官也。”
　　《重己》“使烏獲疾引牛尾。”
　　高誘注“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

　　(五)國別+世族+官職

　　如：《去私》：“祁黃羊?qū)υ唬骸�解狐可’。�?BR>　　高誘注：“祁黃羊，祁奚之子，晉大夫。”
　　《情欲》：“皆以孫叔敖之遇莊王為幸。”
　　高誘注：“孫叔敖，薳賈之子，楚令尹。”

　　(六)國別+事跡(或只出國別)

　　如《簡選》“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
　　高誘注“陳年，齊人，勇捷有力也。”
　　《長見》“吳起治西河之外。”
　　高誘注：“吳起，衛(wèi)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
　　《聽言》“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
　　高誘注“白圭，周人也。”
　　《諭大》：“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高誘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后。”
　　《本味》“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fù)鼓琴。”
　　高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鐘，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
　　《首時》：“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
　　高誘注“田鳩，齊人，學(xué)墨子術(shù)。”
　　《必已》“牛缺居上地，大儒也。”
　　高誘注：“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
　　《權(quán)勛》“達子又帥其馀卒。”
　　高誘注“達子，齊人也。”
　　《正名》“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
　　高誘注：“卓齒，楚人也。亦齊湣王臣。”
　　《不二》“孫臏貴勢。”
　　高誘注“孫臏，楚人，為齊臣。”
　　《執(zhí)一》“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高誘注：“吳起，衛(wèi)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
　　《淫辭》“惠子為魏惠王為法。”
　　高誘注“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也。”
　　《用民》：“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高誘注“吳起，衛(wèi)人，為楚將。”
　　《直諫》“使寧戚毋忘其飯牛而居于車下。”
　　高誘注“寧戚，衛(wèi)人。為商旅于齊郭門之外。”
　　《慎小》：“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于民。”
　　高誘注“吳起，衛(wèi)人也。為魏武侯西河守。”
　　《士容》“客有田駢者。”
　　高誘注“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

　　上述六類中，第六類與《當染》、《慎大覽》注“墨子，魯人”情況相似，惟其相似，所以筆者對其做了窮盡式的排查。此類與第三、第四、五類均屬不明具體地望者。而其國別無非周、秦、楚、宋、齊、衛(wèi)與魯而已。統(tǒng)六類以觀，高誘于春秋戰(zhàn)國人名下注，第一項必出國別，如明具體地望，其出必在第二項，斷無出具體地望而置于第一項之理。換言之，有獨出國別為第一項者，亦有既出國別又出具體地望分別為第一、第二項者，決無獨出具體地望于第一項者。春秋戰(zhàn)國時，西魯之魯陽，乃魯縣，已非魯國，例不當入國別之列。由是以證，《當染》、《慎大覽》兩篇之高誘注“墨子，魯人”之“魯”必東魯無疑。
　　行筆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有人可能說《魯問》篇中，墨子與魯陽文君對話中有“魯”、“都”、“四境”、“寡人”之稱，豈不宛如一個國君嗎？讓我們來看一下原文。《魯問》：“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nèi)大都攻小都，大家伐小家，……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nèi)，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則寡人必將厚罰之。’”這里，請注意假令助詞“今”、“使”之用。兩人所言之事除“魯陽文君將攻鄭”以外，皆系假令之辭。假者，目下未實之詞也。時在春秋戰(zhàn)國，魯只能是一縣，不再為一國。因為魯陽文君乃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見《淮南子·覽冥訓(xùn)》“魯陽文君與韓構(gòu)難”高誘注)他是楚惠王的封疆大吏，為楚國藩屏北邊之邑魯(縣)，其稱孤道寡，“宛如一個國君”，而并非一個國君！覬覦九鼎，北掠中原的野心時或有之“將攻鄭”屬意料中事，但這不能成為魯非一縣而為一國的理由！
　　至于《閟宮》詩，我們認為，“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五句乃武王或成王封周公姬旦前對他所說的話，而“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兩句則是下發(fā)王詔，冊命姬旦為東方魯公。前后詩句說的是同一件事，這里不存在什么“初封”、“再封”的問題。至于“天賜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fù)周公之宇。……徂來之松，新甫之柏”中的常，當即堂阜《國語·齊語》“管子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濳。“堂、濳”《管子》作“常、濳。”堂阜，地當今山東蒙陰縣西北三十里。許，即許田，在今山東臨沂西北五十里。常(堂)、許原皆魯?shù)兀�后常為齊所侵，許為鄭以祊所換。史詩說，常與許后復(fù)還魯，恢復(fù)魯公昔日疆域。許不在魯陽地區(qū)。徂來(徠)，山名，在今山東泰安市東南四十里。新甫，山名，在今山東新泰市西北四十里，又名宮山，小泰山。新甫也不在魯陽地區(qū)。(參高亨《詩經(jīng)新注》)。想必劉教授為牽合周初封魯先魯陽后曲阜之事，強解史詩《閟宮》，以造成西魯(魯陽)與東魯(曲阜)同為國名的先入之見。即使我們認可周初魯有二封之事(此事未見于《史記》)，那么西魯之魯陽迨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早已降為楚邑之縣。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所載墨子事跡時，當然只能針對春秋戰(zhàn)國時代行政區(qū)劃的實際情形，而不必舍春秋戰(zhàn)國的實際而去上覓早己為人忘卻的西周初年的歷史陳跡！

　　三、旁證——《墨子》用詞所含之信息

　　《墨子》一書用詞考究。一詞既出，必力求表意貼切，否則易字，甚至另造新字。單就“轉(zhuǎn)徙”義之詞而言，數(shù)多而義異。如《貴義》“自魯即齊”之“即”，“南游于楚”之“游”，“南游使衛(wèi)”之“使”，“北之齊”之“之”，《公輸》“自魯往”之“往”，“歸而過宋”之“歸”、“過”等等，往往寓有深意。“歸而過宋”，明墨子非宋人。“南游于楚”，謂游宦于楚。“南游使衛(wèi)”，謂南行游宦而出使于衛(wèi)。“北之齊”，謂北向適齊，路程或不遠。“自魯往”，謂從魯啟程南往，路程或甚遠。茲不具論。而“自魯即齊”謂自魯國就近赴齊國。愿深考之。即，金文作，從從，，食器；，人。會人就食器(進食)之意。《說文》“即，即食也。”《說文通訓(xùn)定聲》：“即，就食也。”引申為凡就。如《詩·衛(wèi)風(fēng)·氓》：“非來貿(mào)絲，來即我謀。”鄭玄箋：“即，就也。”再引申為尼。如《爾雅·釋詁下》：“即，尼也。”郝懿行義疏：“即者，就之尼也。”再引申為近、就進。如《公羊傳·宣公元年》：“古之道不即人心。”何休注：“即，近也。”又《爾雅·釋詁下》：“即，尼也。”邵晉涵正義：“即，言近就也。”《貴義》“自魯即齊”之“即”正為“近就”義，墨子自魯就近赴齊，謂魯、齊相距未遠也。換言之，此“魯”為“魯衛(wèi)”之“魯”，而非“魯陽”之“魯”！
　　總括言之，雖西周之初或有魯易封即所謂“西魯”、“東魯”之說，然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之“墨子，魯人”，其正確涵義為：墨子為東魯(魯國)人而非西魯(魯縣、魯陽)人。此鐵定不移之論。在未見文籍或出土物明確記載之當今，糾畢沅之誤讀，只能利用高誘注文作為內(nèi)證，舍此更無他途。

　　余說：

　　二十多年前，山東大學(xué)歷史系張知寒教授先后發(fā)表五篇論文，考證“墨子的里籍應(yīng)在今山東省滕州境內(nèi)”。此論已經(jīng)得到匡亞明、任繼愈、楊向奎、張岱年、季羨林諸先生的首肯。任先生題寫“墨子故里”碑，楊先生題寫“墨子誕生地”碑，可謂學(xué)界盛事。張先生論證的基礎(chǔ)是墨子為魯國人，即東魯人。對此，張先生未著一墨，揣其初衷，無非認為此屬確然，不須詞費。殊不知，持異論者正以“墨子，魯國人”之魯并非東魯而為西魯，即以約三百年前畢沅誤讀、武億盲從而今劉蔚華阿附之舊說說事。筆者頗不以為然，乃復(fù)就畢說之緣起，細讀《呂氏春秋》及高誘注，終于尋得畢氏誤讀高誘注之證據(jù)，于是取正證、反證、旁證三事綴而成文(其實僅正證一事足可糾畢說之謬)，請教于諸位前輩及同好。至于魯陽有若干墨子及其學(xué)派的傳說和遺跡，也不難理解。因為墨子數(shù)至魯陽，且與魯陽文君過從較深，更不必說據(jù)著名學(xué)者錢穆先生考證，墨子或逝于魯陽。

　　草于2010年6月

　　[鏈接]

　　科圣——墨子

滕州墨子紀念館內(nèi)——墨子像

　　墨子名翟(約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90年)，春秋戰(zhàn)國之際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科學(xué)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戰(zhàn)國時期小邾國(今滕州市)人。
　　墨子工匠出身，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出生于勞動人民并為勞動人民呼喊奔波的思想家。墨子博學(xué)多才，創(chuàng)立了墨家學(xué)派。以“興天下利，除天下之害”為宗旨，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十大主張。
　　墨子是一位學(xué)貫文理、注重實踐、百科全書式的“平民圣人”。他在力學(xué)、數(shù)學(xué)、光學(xué)等方面的某些創(chuàng)見與近代科學(xué)原理幾乎完全相同，后人尊稱墨子為“科圣”。當代著名學(xué)者楊向奎先生說：“墨子在自然學(xué)上的成就，超過古希臘，至少等于整個希臘。”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評價墨子是古代辨證唯物主義大家，“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家思想

　　據(jù)《墨子》可知，墨子思想，有十條五類綱領(lǐng)，即《墨子·魯問》所云：“凡入國，必擇務(wù)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jié)用、節(jié)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wù)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其中兼愛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學(xué)說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①兼愛非攻。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chǔ)上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并認為社會上出現(xiàn)強執(zhí)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xiàn)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于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墨子宗教哲學(xué)中的天賦人權(quán)與制約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學(xué)中的一大亮點。
　　③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yīng)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于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
　　④節(jié)用節(jié)葬。節(jié)用是墨家非常強調(diào)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yīng)像古代大禹一樣，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哲學(xué)政治思想

　　墨子哲學(xué)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認識論方面。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jīng)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jù)。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jīng)驗論出發(fā)，提出了檢驗認識真?zhèn)蔚臉藴剩�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fā))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jīng)驗、直接經(jīng)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在名實關(guān)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題，主張以實正名，名副其實。墨子強調(diào)感覺經(jīng)驗的真實性的認識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jié)論。但墨子并沒有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墨家學(xué)派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個邏輯思想體系。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等主張。“兼以易別”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體行動綱領(lǐng)。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xiàn)象了。他對統(tǒng)治者發(fā)動戰(zhàn)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與天子國君，則都要服從天志，發(fā)揚兼愛，實行義政，否則，就是非法的，這就是墨子廣為人知的主張“非攻，兼愛”。

　　邏輯思想

　　墨子也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他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并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xué)習(xí)。墨子的“辯”雖然統(tǒng)指辯論技術(shù)，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jù)、理由)基礎(chǔ)上的，因而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范疇。墨子所說的“三表”既是言談的思想標準，也包含有推理論證的因素。墨子還善于運用類推的方法揭露論敵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導(dǎo)和啟蒙，墨家養(yǎng)成了重邏輯的傳統(tǒng)，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xué)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