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導致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種,解決這一問題,要找出主要原因、注意對癥下藥,還要尋求綜合治理。
張宇燕說,導致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種,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國內相對于投資和消費而言的儲蓄不足,勢必要在國際收支上表現出來。高消費低儲蓄的國家必然是貿易逆差國。貿易政策是影響貿易不平衡的另一個直接因素。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無疑匯兌進出口施加重要影響。事實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經常作為平衡貿易差額的工具。影響貿易不平衡的第三個因素是匯率水平,因為貨幣比價的升貶會直接作用進貿易。此外,被列在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多寡也可能影響到貿易平衡。中國實行的是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而且也相當成功,其結果之一,是外國在華投資帶動了中國對投資國的出口。同樣道理,美國對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限制,等價于限制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因此,相對應地,解決國家間貿易不平衡問題,至少要考慮幾點:一是要找出導致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二是要注意對癥下藥;三是要尋求綜合治理。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前不久提出為經常項目差額與GDP比例設置量化指標、并在首爾G20首腦會議召開之前10天要求20個首腦討論的做法,讓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感覺突兀。另外,美國在1950和1960年代長時期貿易順差,1990年代和2000年代長期貿易逆差,為何那時美國閉口不談量化指標而現在提出來。這不禁讓不少人懷疑這種做法是否具有特別的針對性。”張宇燕說。
張宇燕解釋說,在相當多的中國經濟學家看來,“蓋特納方案”至少有幾個需要仔細思考或評估的問題,比如說上面提到的三點考慮是否都關注到了,是否方案提出前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在全球經濟復蘇十分脆弱時提出這樣的方案時機是否成熟,這種高度簡單化的做法是否會引起意想不到的負面后果,它引起的爭論是否會損害G20首腦會談本身的價值,等等。還有人擔心“蓋特納方案”可能會引發某種“道德風險”。出發點可能是好的,是為了促進貿易發展,但這卻可能給某些逆差國以借口,用達到量化指標做幌子來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