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批評中國經濟改革的聲音不絕于耳，大概只有張五常敢于首先說出這樣的話：“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周其仁教授的《中國做對了什么》就試圖回答這個“真正的問題”。
　　“對”這個判斷，在社會科學中恐怕用得極少。常言道，一切對與錯最終都有待歷史的檢驗。
　　如果以1978年作為最近一輪經濟改革的始點，那么我們并不應把當下當做終點，鄧小平所啟動的改革開放還在進行之中。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時間，對于歷史研究都太短暫，都不足以作出言之鑿鑿“對”或者“錯”的判斷。
　　如果有心人讀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論述中國經濟改革的“經典”著作，一定會發現許多滑稽之處。可這些著作在當時都曾被嚴肅地閱讀和討論，不少書的出版還冒了重重風險。同理可得，我們目前對于改革開放績效和內在邏輯的認知，也必定不充分、不完全。
　　如果未來數年經濟繁榮，我們對現有闡釋模型的信心可能進一步增強；如果未來數年中國經濟迎來嚴重經濟危機，當下的理論就很有修正的必要了。
　　但是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最大的差異在于，經濟必須要決策，必須要在有限資源、有限信息、有限時間的約束下作出盡可能“對”的決策，刻不容緩。而且經濟政策是一連串事件，既有路徑依賴，又有瞬息萬變的沖擊，決策者要隨時做好應對準備。中國做對了什么，怎么做才對，這始終是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回避的問題。
　　目前試圖解釋中國經濟奇跡的理論有許多種，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很多學者都把30年的改革歷程分為兩個階段，前10年為一階段，后20年為另一階段，兩個階段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
　　我猜想周教授未必同意這種截為兩段的經濟解釋。周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成就，簡而言之就是“產權改革”，而且這項事業至今仍未完成。產權改革首先在農村開始，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逐步推開，短短數年里就極大地提升了農產品的產量。
　　隨后，產權改革又在城市和其他非農領域展開。國有企業一直是改革的核心環節，通過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逐步向現代企業過渡和轉型。20世紀80年代，計劃、物資、投資及金融體制改革協同推進，都取得了顯著效果。更為引人矚目的一點是，大批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出人意料地崛起，表現出極強的競爭能力，也部分解決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
　　產權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仍然非常明顯，然而有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出現，如國際貿易迅速增長，金融市場逐步完善，土地制度意見不一，社會保障的矛盾日益加劇等等，這些都開始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這種紛繁復雜的環境下，中國經濟卻能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甚至比過去增長更快。當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波及中國時，中國在歷次金融沖擊下安然無恙，讓其他國家的專家大跌眼鏡。許多學者猜想，雖然中國高速增長的表象未變，但內在邏輯恐怕已與過去大有不同，這也是我們目前最應關心的話題。
　　但周教授似乎認為，沒有系統修正現有理論的必要。雖然很多現象是全新的，是計劃經濟時代從未遇到過的，然而內在的邏輯并無二致。我們也許并不需要新的模型或者理論工具，而是需要實實在在地調查，找出癥結。經濟問題的本質往往很簡單，產權理論也適用于大多數問題，只是約束條件有所不同。
　　書中提及周教授的個人經歷，頗具傳奇色彩。了解他的過去經歷，我們會對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研究模式加深理解。周教授早年在農村問題上狠下過一番功夫，做過大量社會調查，對中國“真實世界”的經濟狀況有著深刻理解。以此為基礎，這些年來他已先后介入多個領域的研究。不管電信改革、醫療改革還是最近的貨幣問題，他都能迅速把握其中的關鍵，手起刀落，游刃有余。
　　此書后半部分的文章，涉及貨幣管理、土地改革等熱點問題，都是當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可以看做周教授反復強調的產權理論之具體應用。
　　中國經濟目前存在許多問題和隱患，經濟增長是已經實現的成就，隱患則是我們可能要付出的代價，一個是收益，一個是成本，兩者都隨著時間變動而變動。中國做對了什么，在我看來，不應投機地盯著這些易變事物，而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絕對的、不會動搖的生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