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來，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競爭力報告廣受關注。很多人看來，競爭力衡量的標準主要是經濟表現，如GDP增長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基礎設施等。如何看待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中國靠什么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一

　　問：傳統經濟學認為，每個國家都具備土地、勞工、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只要懂得利用這些要素，就可以在國際上取得優勢。但在各種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今天，各國的競爭力仍然差別很大，為什么?
　　陳志武：哥倫布地理大發現之前，由于交通不發達，世界各大洲之間的交往和了解很少。在那種情況下，人們不會談論國家競爭力，因為沒有交往就無所謂競爭力不競爭力。那些時代，唯一能和競爭力扯上關系的可能就是軍事力量。
　　后來到了19世紀，蒸汽輪船、火車、電話發明了，國家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開始了，國家之間打交道、做貿易了，競爭以全面的姿態在進行。但是，在農業社會和早期的工業社會時期，在人們的基本溫飽問題還沒解決時，自然資源的多少，土地、黃金、白銀儲藏量的大小，成了衡量和判斷國家競爭力的主要指標。實物資產決定了國家競爭力。
　　到“二戰”結束之后，工業生產技術全面成熟，交通運輸容量和成本也都發生根本性的升華，機械化大生產和萬噸巨輪運輸使人類的基本溫飽不再成問題。特別是近20年來，在以飛機和互聯網為主的交通與信息架構下，國家交往的內容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外貿總額占全球GDP近80%的情況下，自然資源與土地已不再是國家競爭力的最決定性的因素了。像沒有鐵礦石的日本和韓國，以及沒有多少鐵礦石的中國，都能變成世界最大的鋼鐵出口國，成為世界工廠等。
　　那么，在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動的今天，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決定市場交易規則環境、保障私人產權的制度——哪個國家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場交易發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護個人產權，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約執行架構，它就會在國家間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那個國家就更能從事高利潤的經濟活動，不用靠賣苦力。一個有效的法治制度可以讓個人之間經濟交換的代價大大降低，使交易的內容更加深化，超出簡單的實物交易。
　　從歷史上國家興衰的歷程看，經濟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而是擁有各種各樣能激勵創新突破的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從產權保護制度到合約執行機制。而那些在經濟上不那么成功的國家（或地區），則缺少這些制度。換言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質量從根本上決定了其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決定其競爭力的高低。而且，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話，還可以克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不足。早期的荷蘭、英國，以及后來的中國香港地區，還有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它們當初幾乎一無所有，根本沒有什么資源優勢可言，但它們竟然都成功了，中國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亞于美國和西方國家。這怎么解釋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利用了海港城市的優勢，通過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系，給人們提供了有利于市場交易的發生，從而有利于競爭力提升的優質制度環境。
　　問：但在很多人看來，競爭力似乎主要是經濟領域的競爭，衡量的標準主要是經濟表現：GDP增長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基礎設施等。不光是老百姓，政府、媒體，包括很多學者，都認為是如此啊。
　　陳志武：這是可以理解的。人們與生俱來的一個偏好，就是喜歡看得見、摸得著、一目了然的東西，增長百分點、統計數字，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況且，在一些制度建設長期沒有突破的國家，過多談論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僅如此，更有很多人認為，談論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話，是老生常談，太過主觀了。事實上，制度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從微觀層面看，即使在制度機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國家，證券交易和借貸還是可以出現的，甚至也會有股票市場。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證券市場能夠深化、能夠發展得長久興旺。在中國，人們的積蓄已經很多，資本供給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證券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不規范、不到位，資金始終無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資金的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不容易發生交易，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很難發生。
　　從國家層面看，日本、韓國的商界和政治結合得太過緊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結構，要摧毀這個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日本經濟的困難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相反，美國經濟200年來之所以富有朝氣，就是因為它的政治體制不允許在經濟層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結構，一系列反壟斷立法的出臺，保護了自由競爭。

    二

　　問：歷年來，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兩大權威競爭力報告中，中國香港地區一直名列前茅。您何評價香港的成功?
　　陳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認為，中國香港地區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不太容易找到類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場交易的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和契約執行架構、法治觀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權力和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以及政府堅持對經濟不積極干預的原則。
　　所謂不干預經濟，并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說香港政府在整個市場中擔當裁判性的中間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戲規則、建立并維護公平的交易平臺，致力于解決糾紛、維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辦大量的政府企業與民爭利。
　　香港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發揮了其制度優勢。
　　問：近年來，有關香港邊緣化的討論很多。相關討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香港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創新在支持經濟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陳志武：談到創新，人們認識上的一個最大的偏差就是：將創新限定在科技領域，一提到創新，想到的就是電腦、航天飛機、生物技術等，而忽略了金融技術創新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在觀察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發展史時，許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機、電話等科技產品的作用，而沒有意識到債券、股票、風險基金等金融產品和有限責任公司這類企業治理結構的出現所產生的深刻價值。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500年前發明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以及與其相配的“股票”這一金融技術，為后來的工業革命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沒有它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沒有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從香港的情況來看，它90%左右的GDP來自于服務業，而其服務業有相當部分又是金融、保險這類金融服務。所以，香港要追求創新，不應把精力放在計算機、資訊和生物等這些“硬技術”領域的創新上，而應該因地制宜，著力于金融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在這一領域，香港因為有其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長期的法治傳統，有大量受過嚴格訓練的法律人才和優質的軟性制度架構作保障，條件得天獨厚，最有利于金融技術上的創新發展。事實上，開拓創新也是香港銀行業、金融業長期以來保持旺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前幾年香港銀行業建立起世界上首個推行外匯交易同步交收服務的機構，通過美元兌港元在亞洲時區內的即時同步結算，避免外匯交易上的結算風險，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也于2001年年底開始接通。這種無紙化的即時支付系統，大大改善了風險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慮到大陸的實際情況，香港金融界為大陸的企業和個人推出各類金融證券品種、基金品種，使其金融業不斷增長。
　　所以，不管人們是否喜歡、愿意，香港在未來很長時間里都將是中國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資本中心。由于香港有這些領域的優勢，我不覺得它會被邊緣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過去150年的發展歷程和成功經驗，并沒有在大陸獲得足夠的重視，沒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經驗。人們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國、西歐、日本甚至新加坡上，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借鑒價值。許多人出于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心態，認為香港有今天是沾了大陸的光，而不肯去正視香港在制度層面的成功意義。為什么當年比香港超前的上海今天趕不上它呢?我個人認為，香港作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社會，對它的成功之道，特別是政府在經濟中“不作為”，而在社會生活中“有所作為”的成功剖析和吸收，對大陸的未來發展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三

　　問：由不同機構做的競爭力報告，同一經濟體的排名會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陳志武：各種排名的不斷推出，是全球化圖景的一部分，它們提供了國家之間的直接比較，會逼著許多國家查找不足，多做努力，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種報告所選擇的影響競爭力的指標不同，以及這些指標權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標的選擇是很主觀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沒有兩個法學家會對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這些報告只是一種參考，不是絕對的指標。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強的聯動關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業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審批的手續比較少、公務員也比較廉潔的話，這就會提高辦事與契約執行的效率，最終，企業的效率也會提高。
　　這里特別想強調的是，中國在2006年國際競爭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為上升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軟競爭力也有了提升和發展。但整體上看，“軟環境”競爭力不足還是影響中國進一步提升競爭力的關鍵方面，如何改進仍然需要我們作出巨大努力。
　　中國目前一個最重要的競爭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勞動力也是一種硬性資源。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競爭力是靠眾多便宜的勞動力而來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場交易的制度而獲得的。許多人會說：“我們不管競爭力的上升是靠什么來的，只要它升高就行。”我要說，靠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建立的優勢，這沒有什么好自豪的。我們應該多想一想，為什么我們的勞動力這么便宜?西歐人每年平均工作1 400小時左右，而中國人是一年2 200小時，但人家的人均收入是我們的很多倍。從一個絕對的層面講，這說明誰的絕對競爭力更高呢?他們不用賣苦力就能有很高的收入，而中國人即使工作得要死也賺不了那么多錢，誰的絕對競爭力高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有大量便宜的勞動力”是一種“優勢”，這聽起來倒像一種悖論：正因為中國的制度機制歷來不利于市場交易的發生，所以為了簡單的生存，我們不僅要很多勞動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這使我們的勞動力總是很便宜。本來是因為制度機制的欠缺而被逼出來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勞動力，應該說反映的是一種劣勢，但到今天這反而變成中國競爭力的核心。
　　為什么中國的勞動力總這么便宜?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或許，統治者為了達到對社會的控制，有意地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設置了很多障礙，這些制度障礙讓人們無法把單位小時工作的生產力提高，讓人們無法經商、無法個人創業，使技術進步不能加快，使人們的收入不能提高。這樣一來，中國幾千年都沒能解決好溫飽問題，人們就只能為了生存而賣命，不得不沒日沒夜地工作以求得溫飽。對于統治者來說，總是處于為溫飽而賣苦力狀態的老百姓是最好統治的，所以歷代朝廷也沒有真正地把人們從為溫飽的簡單掙扎中解脫出來。于是就總要維持不利于市場交易發生的制度，總要抑商。
　　在生產技術因制度的障礙無法進步的情況下，逐漸地，人們就只好提倡“勤勞是美德”這種價值觀，以簡單勤勞來彌補制度的不足，沒有別的選擇。過分強調這種“美德”之后，很多時候這又會反過來掩飾制度供給上的不足。因為既然通過賣苦力也能勉強生存下去，那又何必去改良制度，通過制度創新把人們的“苦干”變成“巧干”，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勤勞不是什么美德，不顧收入報酬的勤勞反而是未來收入增長的陷阱。
　　過去幾千年的制度欠缺為今天的中國造就了大量便宜的勞動力這種競爭“勢頭”，我們千萬不能沾沾自喜，這種“勢頭”與其說是“優勢”，不如說是“劣勢”。我們不能過多陶醉于因大量便宜的勞動力所帶來的增長，因為如果過多陶醉于此，我們會忽視法治建設，不去建立有利于產權保護和契約執行的法制架構。為了提高中國真正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創造有利于各類市場深化發展的制度環境。等到中國人單位小時能創造的價值大增，使中國勞動力不再便宜的時候，那時的中國才算是競爭力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