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公布已半年，但新的拆遷條例何時出臺仍無時間表。有學者分析，這是因為地方政府的游說力量極強所致。
　　將《拆遷條例》難產的責任統(tǒng)統(tǒng)歸咎為地方政府的游說力量，顯然不夠公道。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對立法工作構成影響，是不可避免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提出立法和修法建議，本來也無可厚非，否則立法就真正成了立法者的一番“獨自起舞”。我們不能壓制和削弱地方或部門利益的立法存在，但應更多地要考慮“加法”，加強民間立法游說力量，以實現最終“雙贏”的結果。
　　一方面，“開門立法”的步子還要更大些。立法信息應該透明公開，為一般群眾所周知，而不為少數行政色彩濃厚的利益集團獨敞。“陽光化”的立法活動，不僅應當包括立法訴求公諸于眾，充分傾聽民間的聲音，還應當包括對立法過程的動態(tài)，支持與反對情況的隨時反饋與公開，以及一些新的足以影響和左右立法的新情況，也應納入立法公開的范圍。
　　另一方面，應加大民意對立法機構和立法者的影響力。隨著國際互聯(lián)網的興起，博客、論壇、微博等載體的普及，普通公民能更廣泛和集中地向決策者表達政治意愿，對立法者構成了一定的影響。除此以外，立法者主動聆聽民意，也構成了立法重要因素。
　　但是，這種“草根游說”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從理論上講，民主社會中任何公民都有權發(fā)表自己的政治意見和看法并影響政策的制定，他們表達的是自己的獨立的意愿，不受政治組織的影響和操縱。事實上，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以及一些公司財團，擁有的資源要遠遠多于普通公民，往往導致游說影響立法局面的明顯失衡。
　　在延續(xù)、改進現有立法聽證、咨詢等制度同時，應當建立一種立法機構或者立法者與民意代表的剛性對話機制。通過這種法定程序，由公選或者隨機產生的民意代表充分傳達民眾酸甜苦辣，而雙方的溝通、咨詢與談判情況，又通過網絡、電視轉播等途徑，同步向民間反饋，與社會民意形成良性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