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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2 作者：付毅飛 陳磊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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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日前在中國人口學會年會上透露，“十二五”期間，我國老年人口將出現第一次高峰，2015年老齡人口將突破2億人。
7月11日是第21個世界人口日，“人口老齡化”問題再次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
根據聯合國新標準規定，一個地區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超過總人口的7%，就可以被稱為“老齡化社會”，而超過14%就被稱為“老齡社會”。
其實，中國在2001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專家預測，在2024—2026年前后中國將進入老齡社會，至本世紀中葉，65歲以上人口將占中國總人口的1/4。
對此，各方面專家學者紛紛發表見解。有人提出放開二胎政策，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有人對“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充滿憂慮；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曾毅，最近也是從老齡健康影響因素及保障機制的角度提出：“我國在此方面跨學科研究與科學管理對策準備還很不足，急需加強。”
問題種種，我們該如何應對？
放開二胎能否化解“老齡危機”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發展，越來越多人將目光投向了現行的生育政策，“放開二胎”的呼聲逐漸叫響。
一直呼吁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的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教授易富賢，近日在一次題為《大國空巢——中國社會老齡化危機》的演講中表示，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利于可持續發展，應盡快停止。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而言，控制人口一方面會導致有效勞動力的減少，另一方面也影響人口增多帶動的內需擴大，從而減少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使得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過剩兩種局面將在中國長期共存。
青年經濟學家劉正山則認為，可以放寬城市生育二胎。新增嬰兒成長為適齡勞動力需要20年左右，而那時恰好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時期，到時候這些新增勞動力將創造大量財富，并能夠供養老齡人口。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紅剛也指出，不應對生育政策強加過多的干預和控制。適應社會的動態性變化，才是人口政策應該調整的方向。
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翟振武教授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卻表示：“認為放開二胎政策就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這是個誤解。”
他說，預計到2040年前后，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的峰值，占總人口的31%左右。目前，我國的人口出生率是1.7—1.8，即一對夫婦平均生1.7—1.8個孩子，即使從現在開始實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將出生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將老年人口在峰值時的比重由31%下降到29%，意義不大。所以，放開二胎政策對緩解老齡化的作用可謂杯水車薪。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近日也對媒體表示，現在的老齡人群和計劃生育政策沒有關系。因為計劃生育以來的這些人到2020年左右才進入老齡狀態，現在的老齡人口的形成，是由于預期壽命的延長。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是在客觀上加快了老齡化的進程。
張楓說，黨中央、國務院之所以提出在“十二五”時期必須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主要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潮，這個時候出生的孩子，現在已進入婚育期，所以目前我國的生育水平處于回升狀態；此外，部分地區基層管理工作比較薄弱，導致流動人口超生問題比較嚴重，在這個時候如政策松動，風險非常大。他認為：“經濟發展是人口老齡化最好的防范措施。”
翟振武也認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考慮。要實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條件還不成熟，風險較大。但他表示，今后有可能將政策逐步放寬為允許夫妻雙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單獨”家庭，也可生育兩個小孩。
“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
“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只是應對老齡化的措施之一，更長遠的舉措是完善教育體制，提高勞動者素質，同時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以及整個國家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說。
他表示，我國目前的經濟規模是靠幾億勞動者推動形成的，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數量并不多卻能創造更多財富，關鍵在于勞動價值高。“任何國家都會經歷人口紅利逐漸減少直至消失的過程，因而我們不能把經濟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他說，“人口數量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素質而不是決定因素，更為關鍵的是勞動者的素質。”
“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中國勞動力的“人口紅利期”將繼續保持10年以上。
李建民也認為，我們在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將繼續享受人口紅利，因為老齡人口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勞動人口比例也在增長。
然而，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人口紅利終將有消失的一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從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來看，中國16歲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大概從2010年到2015年都處在峰值階段，頂點將出現在2015年，隨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開始逐年下降。
對此，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提出，中國有必要抓住當下人口紅利處高峰階段的重要機遇加快發展。
“中國如能創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他說，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提高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等。
應對“老齡社會”的科學準備不足
除了社會和經濟的視角，還有專家從科學的角度為應對老齡化提出了建議。
“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嚴峻挑戰，尤其是老齡健康影響因素及保障機制的跨學科研究與科學管理對策準備還很不足，急需加強。”曾毅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深入研究老齡健康人口問題，必須在開展經濟管理與公共政策等社會層面研究的同時，加強社會與自然科學交叉融合，深入分析評估社會、行為、環境、遺傳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他介紹說，世界各國研究均表明，人類不同個體和群體的健康和壽命差異是由社會、行為、環境、遺傳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共同決定的，其中社會、行為與環境因素貢獻大約75%，而遺傳因素貢獻大約25%。
“如果僅從生物學單一的角度尋找影響健康長壽的遺傳因素，即使分離鑒定出統計上相關的基因，也不能分析判斷它在不同社會、行為、環境條件下對健康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曾毅認為，必須由社會科學、遺傳生物與地理環境學者合作，深入分析評估社會、行為、環境、遺傳交互作用，真正理解行為和社會環境對基因表達和作用強弱的調節作用。
據了解，西方國家非常注重老齡健康的跨學科交叉研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下屬的國家老齡研究院2004年將新英格蘭百歲老人研究、喬治亞州百歲老人研究、全國老人長期照料研究，以及歐洲相關項目等15個有關健康長壽與遺傳的調查研究項目組建成“長壽研究聯盟”，以加強社會與自然學科之間的交叉合作聯合攻關，并充分利用資源，整合擴大樣本量，提高統計分析力度。
“我們只有探討如何通過外因（社會、行為與環境）來調動或抑制內因（遺傳）的積極或消極作用，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并提出有效的老齡健康保障對策和科學管理方案。”曾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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