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債務危機是后危機時代全球信用經濟的最大風險，國家信用對世界經濟恢復和穩定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國家信用評級應起到合理評價國家信用水平和預警國家信用危機的作用，從而使國際信用資源趨于有效均衡配置，奠定世界經濟均衡發展的基礎，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再度發生。現行國家評級標準已承擔不了這一歷史使命，人類必須思考重新構建國家信用評級標準。
　　信用評級引發的人類發展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機啟迪了我們認識人類信用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對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研究正是這一思想的成果。

    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理論基礎：

　　●國家財富創造力是一國債務償還能力的基礎

　　●國家經濟增長能力依賴于國家管理能力

　　●國家金融體系是一國財富創造的驅動力

　　●國家信用評級體系關系一國金融安全

　　●國家財政實力直接決定一國債務償還能力

　　●本幣幣值是影響一國債務實際償還能力的關鍵要素

　　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

　　●在評級立場上，將客觀獨立作為國家信用評級的基本立場

　　●在思維方式上，始終將研究信用風險形成的本質原因作為構建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基礎

　　●在理論體系上，以持續研究國家信用風險形成和演化的一般規律作為理論創新的前提

　　●在分析方法上，在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指導下貫徹系統分析和辨證分析的方法，保證評級結果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一、構建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時代背景

　　人類社會正處在信用全球化時代，信用經濟發展規律不斷通過危機方式證明它的存在，警示人類對它的關注和尊重。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作為資本的一般形態，對全球經濟的基礎性推動作用日益重要，國家信用已成為全球信用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關系世界經濟均衡可持續發展。國家信用不僅決定著對世界信用資源占有的多寡，而且關系本國經濟競爭力和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達國家利用其高信用等級占有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資源，維持其高負債條件下的經濟地位，國際信用資源的占有失衡是形成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國際信用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早已把國家信用與評級聯系在了一起。國家信用是一國中央政府作為債務主體的償付能力，國家信用等級是其償付能力強弱的標志。同時國家信用級別不僅是國家外幣債務利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還通過影響國家本幣債務利率成為國內債市、股市、匯市和信貸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的主要因素。國家信用評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源于美國，此后，穆迪、標普、惠譽三家信用評級機構主導了這一評級體系，是全球唯一的國家信用評級信息提供商，他們據此壟斷國際評級體系近百年。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決定著一國信用等級合理與否。穆迪、標普、惠譽三家評級機構對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制定權的長期壟斷，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發展。三家機構根據評級標準對各國信用等級的評定，實際引導著國際信用資源的分配。然而，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沒有公正評價各個國家的信用風險，向世界輸出了錯誤的評級信息。發達債務經濟體的高信用等級信息引導國際資本持續流向這些已有極大信用風險的國家，形成不合理的債權債務世界格局，集聚起對世界經濟具有毀滅性的信用風險，為高負債國家以低成本融資和通過貨幣貶值侵占債權國利益打開綠燈。不公正的評級信息錯誤引導投融資決策，多次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因評級錯誤直接重創美國信用體系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徹底宣告了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失敗。
　　國家債務危機是后危機時代全球信用經濟的最大風險，國家信用對世界經濟恢復和穩定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國家信用評級應起到合理評價國家信用水平和預警國家信用危機的作用，從而使國際信用資源趨于有效均衡配置，奠定世界經濟均衡發展的基礎，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再度發生。現行國家評級標準已承擔不了這一歷史使命，人類必須思考重新構建國家信用評級標準。

　　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信用關系就是債權債務關系。信用創造需求的功能推動信用關系快速全球化，國際信用關系成為人類的基本經濟關系并構成國際信用體系。國際信用體系是現代經濟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每一個信用關系都是全球信用鏈條的一環，信用關系越是復雜，資本的集聚程度就越高，信用風險就越大。以債務償還為條件的信用關系全球化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使信用風險全球化，大大增加了世界經濟的脆弱性。國家是一個創造信用和占有信用資源的特殊主體，信用風險更為復雜。信用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是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國家信用風險信息透明化對穩定國際信用關系具有關鍵意義，因此，用什么標準識別判斷國家信用風險關系到能否為全球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國家信用評級標準關系國家職能履行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生的兩大里程碑事件對國家職能的重心轉移具有決定性意義。一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貨幣發行與黃金儲備脫鉤，使國家有可能根據需要直接調節信用規模。當今時代，國家對經濟的組織管理更加倚重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以調節宏觀市場需求方式為主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質是國家對社會信用總規模的調控。二是冷戰結束，和平與發展成為人類社會的主題，各國在經濟領域的競爭更為突出，經濟競爭不再僅是發生在企業之間，國與國的競爭則成為世界經濟競爭的主流，政府運用信用資源管理國家經濟，提升國家競爭力就成為國家的主要職能。國家通過調控社會信用規模實施其經濟發展戰略，就必須掌握足夠的信用資源，而通過當期財政收入和發行貨幣調節信用需求有極大的局限性，國家借款負債則可以直接提升對信用資源的控制能力，使國家具有更大的實施經濟發展戰略的主動性，舉債成為履行國家職能的重要手段。大公估算2009年全球政府總債務達到了約39.7萬億美元，占當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71.0%。來自經濟學家情報社的可比數據顯示，從1999到2009的十年間，全球政府債務平均年增長率為6.46%。國家負債能力日益演變為對國內外信用資源的掌控能力和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因此，對國家信用能力的評級直接影響著一國政府對內外信用資源的吸收能力，而最終的決定力量來自于國家信用評級標準。
　　(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關系國際資本有效流動
　　從信用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角度判斷國際資本的有效流動，是指資本流動的安全性和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信用作為資本的形態，它集聚的規模與速度是以債權債務形式表現出來的，資本向國家集聚的效果不同于其它經濟體，一方面體現國家意志的信用資源運用對各國國民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流向國內其它經濟主體的國際資本會受到國家信用狀態的影響，匯成影響世界經濟走向的巨大洪流。因此，國家作為債務主體的債務償付能力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關鍵因素，償付能力強說明投資的安全性好。正是現行國家評級標準向國際投資人提供了發達國家正面的債務償付能力信息，使這些欠缺內生償債能力的國家過度占有國際信用資源，導致資本流動的安全性下降，世界經濟發展不均衡，影響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國家信用評級標準關系國民財富合理轉移
　　國民財富的合理轉移是指不同風險國家借入國際資本時支付與其風險相匹配的利息和幣值穩定對債權國利益的保護。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國民財富在國家間及跨國經濟體間轉移的影響是依其評定的信用等級實現的。評級作為信用交易市場的定價機制，合理的評級會正確揭示國家風險，使融資風險與成本大致相配，債權債務雙方各得其所，反之，則會使某一方利益受損。特別是高風險國家在高信用等級掩蓋下，在獲得低成本資金，悄然侵占債權國利益的同時，極有可能在信用風險爆發時使他國以債權方式體現的國民財富化為烏有。國際通貨或債務國貨幣貶值會直接降低債權國家所持債權的實際價值，使國民財富輕易轉入債務國。信用評級標準如不反映這一幣值變化，就在客觀上支持了通過貨幣貶值侵犯債權國利益的實際債務違約行為。國家信用評級不公還會連鎖引發其它國際信用交易主體間更大規模的財富不合理轉移。價值增值是國際資本流動的原動力，價值合理轉移是國際資本有效流動推進世界經濟平衡發展的基礎。因此，有必要通過制定合理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創造一個實現國家信用價值轉移的公平環境。
　　(四)國家信用評級標準關系國際信用關系穩定
　　國際信用關系穩定標志著國際信用體系運轉正常，國際信用關系遭受破壞則導致國際信用鏈條斷裂和信用危機爆發。解決國家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是維護國際信用關系穩定的必要條件。完全從投資人的利益出發，按照信用風險形成的客觀規律，公正科學地揭示國家信用風險，則評級信息可以起到風險預警作用，有利于形成穩定的國際信用關系，推動世界經濟的良性發展；站在本國或集團利益的立場，用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去判斷國家風險，必然得出違背客觀實際的結論，錯誤地判斷某些主體的信用風險，加劇風險信息不對稱，誤導國際資本流向，將破壞國際信用關系的穩定。
　　國家信用評級標準與全球經濟發展的關系充分表明，信用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整體，信用是世界經濟的載體和加速器，國際信用資源的占有能力對國家競爭實力有強大的制約性，在以國家為經濟主體從事全球經濟活動時，國家信用就顯得至關重要，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國家信用能力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信用體系中的地位。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從信用視角研究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人類發展信用經濟實踐的結晶，也是人類認識信用經濟發展規律的重要起點。

　　三、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

　　信用評級標準通常由評級方法、評級操作系統、評級信息支持系統三部分構成。評級方法是指導評級機構識別信用風險的核心，所體現的評級思想是判斷風險的指導原則，是評級標準的靈魂。因此，研究評級方法就是研究評級標準。
　　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家機構的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方法形式結構各不相同，但因其核心內容反映出的評級思想具有一致性和對國際評級體系的絕對壟斷，我們姑且把它稱作現行評級標準。他們的評級思想主要反映在如何運用核心指標來衡量評級要素和確定信用等級方面。對于這些核心指標進行分析，完全可以體現現行評級標準的基本思想。
　　(一)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核心內容
　　1、對政治風險或制度實力的評價與信用等級確定高度相關，核心指標為反映西方政治理念的法治、三權分立、政治參與和媒體獨立等。
　　2、在評價經濟實力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最核心的指標并與信用等級高度相關，理由是高人均收入反映在能力和意愿方面具有較高的債務承受能力。
　　3、在評價經濟結構和經濟前景方面，以一國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作為主要判斷依據。具體主張包括：貿易開放、加入全球金融體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自由化等。
　　4、在評價金融風險方面，主要關注銀行業的風險水平，并將銀行業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作為主要判斷依據。
　　5、在評價國家償債能力方面，認為政府的融資能力是第一還款來源，通過財政改革增加財政收入則作為次要的償債來源。
　　6、將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高信用等級的必備條件。
　　7、大量采用外部機構制作的各類指數作為評級依據。
　　(二)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解析
　　信用風險形成要素的內在聯系為我們提供了認識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的思想源泉，國際信用關系發展、金融危機、國家信用評級實踐為我們深刻理解現行國家評級標準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支持，從影響償債能力要素的內在聯系去分析其核心要素體系，就能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標準的精髓和實質，得出與客觀相符的結論。
　　1、評價國家政治風險或制度實力的主要觀點體現了西方的政治理念，無法客觀評價所有國家中央政府的國家管理能力。
　　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都把政治評級標準作為國家信用評級的關鍵要素，在評級方法中處于統領地位，與國家信用風險排序高度相關，是否具有他們提出的制度特征實際決定了國家信用級別的上限。他們的分析邏輯是，在一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公民擁有廣泛的政治權利并參與國家政治決策，以及媒體的獨立可以保證政治透明和穩定，從而具有發展經濟的體制保障。他們的思路存在兩個方面的重大缺陷：一是用政治標準衡量一個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把信用評級政治化；二是用西方的政治體制作用于經濟發展的理念評價各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嚴重背離各國實際，從根本上割裂了國家對經濟發展的管理能力與償債能力之間的聯系。事實證明了這一評級標準的錯誤。西方的政治理念只是在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后所表現出的特征，而且與西方的政治傳統有淵源關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它們的政治制度也存在調整的必要，否則也會僵化和落后。簡單地將西方的政治理念作為衡量所有國家政治風險或制度實力的標準反映了現行評級標準沒有實事求是地研究各國政治體制在促進本國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而有不加區分地推行西方價值觀之嫌。東亞國家在二戰后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就，但在它們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其政治體制并不是西方式的，相對集權的體制使這些國家能夠集中力量有步驟地解決經濟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保證了利益快速調整時期社會的相對穩定，事實證明它們的政治制度是基本成功的。相反照搬照抄西方體制已經給很多發展中國家設置了穩定發展的政治障礙，其效果不過是南橘北枳。因此，任何國家只有建立符合本國特點的政治體制并根據自身形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改革才是恰當的，在這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標準。
　　2、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序作為衡量國家信用的主要依據，忽視了影響國家信用的許多關鍵因素，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政府償債能力缺乏必然聯系而使現行評級標準最重要的支撐要素喪失了科學性。
　　現行評級標準認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是反映國家經濟實力的核心指標，其主要理由是人均收入高則國家債務承受能力強，從而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高低與該國的國家信用等級密切相關。這樣使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主要問題是：事實證明該指標不僅與政府償債能力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在判斷經濟實力時也必須與其它指標相結合。
　　在判斷經濟實力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首先，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無法完全反映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例如對于資源型國家，這個指標并不恰當；其次，它無法反映經濟的多元化程度和經濟活力；再者，它無法反映收入分配狀況，如果收入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將產生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利于經濟發展。
　　更重要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與國家債務償還能力沒有必然關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的國家，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可能很大，導致債臺高筑，償還債務缺乏充足的財政收入支持；也可能國民儲蓄很低，甚至負儲蓄，限制了國家通過向國內發債融資來償債的能力；另外，由于受到法律制度、選舉政治等體制因素制約，提高稅收可能會受到強大的阻力，使個人收入不一定能順利地轉化成政府的稅收來源，從而為不斷擴張的債務融資。
　　相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高的國家，其經濟結構符合國情，財政收支狀況和國民儲蓄較好，經濟增長前景明朗，應具有較高的舉債空間和償還能力。
　　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實際運用來看，澳大利亞、美國、法國在2008年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中位居二十名之前，但他們在世界凈債務國排名前十五位的國家中也榜上有名，美國評級機構對這三個國家的AA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委內瑞拉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位分別是第五十四和一百零五位，但他們已進入世界前十五位凈債權國行列，而這兩個國家的信用等級分別是B和A+。信用級別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度相關性使世界最大凈債務國獲得的信用等級遠遠高于凈債權國的事實足以說明，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國家債務償還能力是不可靠的，顛倒客觀存在的債權人和債務人地位的評級結果使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的公正性受到嚴重質疑。
　　3、將一國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作為判斷經濟結構和經濟前景的主要依據，實際上是借此推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經濟主張。
　　現行評級方法普遍認為經濟結構制約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結構的提升取決于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它們的思維模式反映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即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
　　從經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程度方面看，選擇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制度是每個國家國情所決定的。所有制結構是一個國家經濟、政治體制的基礎，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每個國家有其特殊性。同樣，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也因國情不同而有極大差異。在所有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家中，生產力發展水平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曾經發展很好的國家經濟衰退的周期性已成為規律，試圖通過私有化改革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也未能完全如愿。脫離國情的私有化運動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屬國，失去了自主發展經濟的原動力。既然私有化程度與經濟增長沒有必然聯系，那么，把私有化和自由化作為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就背離了事物的客觀聯系，為國家信用評級設置了一個錯誤的前提。
　　就經濟開放而言，每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消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比如政治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戰略、資源稟賦、經濟結構、金融體系、經濟政策、人才素質、管理水平、國際經濟關系等，其中哪些因素對經濟發展起決定或主導作用，依國情而不同。經濟開放僅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在諸多關系經濟發展的要素中，經濟開放究竟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程度多大，完全取決于國情。因此，脫離決定經濟實力發展的許多重要因素，僅把經濟開放作為判斷一國經濟發展狀況的主要條件是極其片面的，不顧各國實際情況，用開放這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背離了經濟發展規律。
　　貿易、投資、金融對外開放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但什么時間開放，開放到什么程度，應該由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決定，不應該有什么所謂的國際標準。經濟開放既然不能決定一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應該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主要要素。世界信用經濟的發展歷史證明，過分強調不加選擇的經濟開放不僅使發展中國家頻發債務危機、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發達國家也未能幸免。人類社會為驗證這一評級理念的合理性已經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價。
　　體現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私有化、自由化等主張并非毫無道理，但是任何理論都有其適用的局限性，將之作為唯一正確的標準衡量所有情況使其失去了科學性而變得荒謬，現行評級標準正是在這方面犯了錯誤。
　　4、主要關注銀行業的風險水平，并將銀行業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作為主要判斷依據，無法全面客觀地評價一國金融體系。
　　單純分析銀行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真正揭示現代金融體系對國家財富創造的巨大作用。現代金融體系是一個以銀行、證券、保險為主體，集債券、股票、外匯、黃金、期貨等市場和直接與間接融資功能為一體的信用交易體系，它們的相互聯系和作用發揮著對經濟發展的輸血功能。在信用全球化推動下，金融體系的職能已經超越國界，對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日益顯著。從現代金融體系的視角去把握金融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才能全面正確認識金融與經濟的關系，發現兩者之間特殊運行規律對國家償債能力的切實影響，得出正確的評級結果。銀行只是現代金融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它的分析代替不了對金融體系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全面分析。現行評級標準只注重銀行風險的評級理念，顯露出它的片面性和評級技術的落后。
　　標普、惠譽在評級方法中均片面支持金融體系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政策，而忽視了這些政策運用不當對金融安全的威脅。他們強調金融部門的外資參與會帶來高水平的金融管理理念和技術，從而減少銀行失敗的風險；并認為在危機事件中，外國母公司相對于本國政府來說，更能夠保障救助資金的來源。金融體系的過度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所具有的危害性與經濟的這類改革相似，由于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其危害程度甚至更為劇烈。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這一評級思想的合理性做出了有力反駁。美國銀行的私有化程度和所有制結構完全符合現行評級標準，它們通過金融產品創新衍生出的系統性風險幾乎徹底摧毀本國的金融體系，使全球金融體系遭受重創。從次級貸款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來看，直接融資市場不僅是美國經濟的輸血器，還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易發領域，它對宏觀經濟和國家信用體系的負面影響更大，由此證明整個金融體系對經濟發展具有系統性制約作用。在事實面前，他們長期炫耀的權威評級理念顯得十分蒼白。
　　5、將政府的融資能力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片面強調流動性對主權債務履行的保障作用，使現行評級標準不可能準確揭示發達國家政府高赤字可能引發的信用風險。
　　這一理念違背了正常信用關系的基本形成原理和評級機構識別償債風險的一般常識。正常的債權債務關系以債務人新創造價值形成的現金流量作為債務償還能力的基本保證，而不是以債務主體的借新還舊能力為先決條件，這是信用關系得以存在和穩定發展的基石。信用評級機構的責任就是遵循這一規律，用體現信用關系本質要求的思想方法去解釋信用風險。截至2008年底，世界外債總量為61.1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為55.8萬億美元，占91.3%，發展中國家為5.3萬億美元，占8.7%。發達國家的總外債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已上升到130%，發展中國家為21%。世界外匯儲備總額6.7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占37%，發展中國家占63%。
    把舉債融資能力作為還債第一來源的評級思想，正是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發達國家主要依靠借款維持本國經濟運行的債務型經濟模式內在需要的反映。三家評級機構在評判企業信用風險時，始終堅持把借款企業凈資產增加的現金流作為第一償債來源，與其國家信用評級思想的巨大反差不僅證明了他們的評級立場與實用主義評級思想，而且掩蓋了西方發達國家有可能爆發系統性債務危機的風險，這表明了其評級思想沒落的必然性。
　　毫無疑問，用這樣的標準評價國家信用是在激勵債務型經濟全球化，是對正常國際信用關系的扭曲，非但不能從根本上保障主要債務國利益，還將最終把世界經濟引入大崩潰的深淵。
　　6、將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高信用等級的必備條件，掩蓋了這類國家特有的信用風險對國際信用關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壞。
　　現行國家評級標準認為AAA級所必備的條件之一是央行獨立性和貨幣為國際通貨，這集中體現在標普的級別定義中。正是這個容易使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評級標準把體現其制定者所在國利益的本質巧妙地隱藏起來。
　　他們認為“獨立的中央銀行能執行穩定的貨幣和匯率政策”，把央行獨立性作為一國貨幣和外匯政策執行效果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就是央行獨立性等于貨幣和外匯政策穩定。西方政治理念認為，中央銀行應該獨立于政府，這有利于依據市場需求靈活制定貨幣政策，行政干預則會增加貨幣發行的不穩定性，因此，從政治體制上給央行獨立于行政司法體系的地位。評級機構直接把這一制度設計思想作為檢驗貨幣政策效果的標準，必然偏離不同國家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現實情況。影響一國貨幣和外匯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國內外因素極其復雜，即使是獨立央行的國家，唯有實行符合當時國情的貨幣和外匯政策才能顯示其政策效果。評級機構在考察一國這類政策時，應立足于分析貨幣政策制定依據和效果，以此檢驗政策的合理性。
　　以本國貨幣是否屬于國際貨幣作為AAA國家信用等級必備條件統計，全世界約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具備晉級資格，其它非國際貨幣發行國和地區將不能獲得最高信用等級。在他們看來，本幣為國際貨幣的國家在償還外債時，可以規避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匯兌能力對取得國際貨幣的限制，確保還債。數據顯示，貨幣為國際貨幣的多數國家，特別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國內和國際債務積累日益增加，自身創造財富的速度趕不上國家負債增速，國民儲蓄極低，資不抵債的現實已使有些國家陷于破產境地。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優勢掩蓋了這類國家天文數字的對外債務和無法通過財富創造償還債務的實際能力，可以得到較高信用等級維持其強大的融資能力。由此證明，現行評級標準是在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發放進入資本市場的通行證，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國信用風險。正是在他們絕對壟斷的國家信用評級話語權推動下，才使得集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最大債務國和最發達國家為一體的畸形生態出現于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與此同時，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還通過調節幣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輸出其債務，公然無償地掠奪他國財富。把貨幣是否國際貨幣作為AAA級國家評級標準再次暴露出現行評級標準維護債務國利益的根本立場，使其徹底喪失了公正性。
　　7、大量采用外部機構制作的指數作為評級依據使評級的獨立性受損，并導致三家機構的評級結果具有很強相關性。
　　現行評級標準共使用了五類指數用于國家信用評級，其中，世行治理指數、腐敗指數用于對一國政治風險的判斷排序；經商難易度指數、全球經濟競爭力指數、人類發展指數用于一國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分析。深入研究這些指數的內容后會發現，他們都有其特定用途和目的，所有指標都與國家信用風險形成沒有明顯聯系。比如，用于評價一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經商難易度指數，它描述和評價各國的商業立法和執行情況對其經商的影響程度，所關注的要素包括監管程度、監管效果、財產權保護程度、勞動法律執行程度等，顯然看不出這個指數的構成要素與國家償債能力之間的關系。再比如，體現民主化程度、透明度、產權保護和法治的世行治理指數作為三家評級機構共同對政治風險做定量分析的指標，除與他們堅持的政治理念一致外，同樣不能得出與信用風險相關的分析成果。
　　大量采用與信用風險無甚關聯的指數作為評級標準要素，不僅失去了獨立評級分析的作用，采用完全相同的指數信息還使不同評級機構在評判國家信用風險時出現評級結果趨同化，用指數代替獨立分析導致的羊群效應從整體上降低了國家信用評級信息的可靠性。在1997-2002年的十七個國家主權評級失敗案例中，標普和穆迪共同的失敗就有十四次。
　　對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系統剖析的結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思想是它的理論基礎；把“華盛頓共識”作為西方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的政策主張是它的思想原則；維護西方發達國家的根本利益是它的基本立場和出發點，這就是現行評級標準的本質。由此所決定，現行評級標準無視十五年來國際債權債務關系發生的重大變化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丟棄評級機構應該遵循的客觀公正的基本原則，不顧影響信用風險形成要素的內在聯系，逆經濟規律而行，選取有利于西方國家利益的分析指標，充分暴露出其評級方法的主觀、片面、功利和政治化，成為鼓吹西方發達國家債務型經濟合理性的代言人，它鮮明的國家性使其最終喪失了國際性和公正性。現行評級標準的實用主義還使它整體分析邏輯混亂，很難找到評級要素與償債能力分析的內在聯系，業內人士對其理解困難，業外人士更感其神秘。現行評級標準所堅持的評級原則和立場，使其失去了認識研究世界信用風險發展大趨勢，總結金融危機經驗教訓，進行評級技術革命的原動力。不能順應人類信用時代發展需要的現行評級標準難以擔綱信用經濟全球化賦予的歷史使命。
　　(三)現行國家評級標準是破壞國際信用關系的根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國際信用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1986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凈債務國；2005年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首次超過發達國家；近十年來亞洲經濟體成為世界主要債權國；2008年凈外債排名前十五位的國家中有八個是發達國家；2008年全球外債總額排名前十五位的全部為發達國家。全球債權債務格局的逆轉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標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開始大規模應用于國家信用評級的現行評級標準對國際信用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
　　1、多數債務大國的債務增速已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無力靠自身創造財富償還負債。現行評級標準沒有向世界揭示這一信用風險，而是采用順周期的做法，持續提升債務國信用等級，AAA級國家中的凈債務國從五個增加為十個，AA級國家中的凈債務國從九個增加到十二個。這些本已資不抵債的經濟體靠現行評級標準賦予的信用優勢超常規地占用全球信用資源維持其繁榮，在加劇國際信用關系不平衡的同時，信用風險的積聚也在加速，信用風險的高度集中最終將形成爆發危機的巨大能量。
　　2、債權國家在向債務國輸出物質財富的同時，把賺來的錢借給發達債務體，表明這一群體具有極強的債務償付能力。然而，現行評級標準沒有向世界真實表達債權國的償債能力，對債權國的評級沒有顯著變化，AAA級國家中的凈債權國從四個增加為五個，AA級國家中的凈債權國從一個增加到三個。全球最具財富創造力和債務償付力的經濟體因難以獲得現行評級標準的信用支持，抑制了其應有的發展。
　　3、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直接導致全球信用資源占有失衡。2008年統計數字顯示，全球90%以上的國際資本流向發達經濟體，由此帶動進入這類國家的各類投資不計其數。信用資源兩極分化是造成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4、現行評級標準給予最大債務國的高信用等級，使其能夠用低廉的融資成本吸引全球資本。在大公本次評級的國家中有十三個發達國家的信用等級低于美國三家評級機構給出的等級，根據十年期國債利差和2009年第四季度的各級政府外債和國家外債總額估算，美國三家機構給出的等級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外債大約每年節約借貸成本675億美元，為總外債大約每年節約借貸成本2351億美元，十年總共節約6750億美元和23510億美元，而這正是它們應該付給債權國的正常借款利息。相反，受低信用等級影響，發展中國家的融資成本則高于發達國家，其凈儲蓄大量流向發達國家。債權國向債務國輸血的同時還在進行利差輸送，現行評級標準直接創造了信用經濟條件下這一特定的財富轉移方式。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還通過貨幣貶值向其他國家進行債務轉移，從1971到2010年，美元對黃金貶值大約97.2%，給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債權國造成巨額損失。現行評級標準則對此類違約行為不予關注和揭示。現行評級標準促成的債務與財富同方向流動使各國之間的國際競爭處于不公平狀態。
　　5、現行評級標準的根本缺陷決定了它向世界提供的國家信用信息是扭曲的，這些信息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投資決策，體現國家意志的政策對世界經濟走向具有決定性意義，并進一步作用于國際信用關系。
　　由于國家信用在全球信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它的信用狀況決定著國際資本的流向和各國利益，并從根本上影響國際信用關系穩定。世界負債最高的經濟體長期缺乏足夠的資本內生能力，融資一旦受挫，國際信用體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必然引發世界經濟體系的大崩潰，現行評級標準并沒有向世界揭示這一債務體系隱藏的風險。十五年來全球六十多次金融危機，特別是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現行評級標準對國際信用關系的破壞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四)美國是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的最大受益者
　　現行國家評級標準是一個高度美國化的產品，它的內容不僅體現了美國的價值觀，還把其國家戰略內容直接作為核心評級要素，事實上，國家信用評級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債權債務關系演進的背景下，國家信用評級話語權和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及其組合應用使美國獲得巨大超額壟斷利益。西式民主政治、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作為確定國家信用等級的核心內容，隨同現行國家評級標準的全球推廣，成為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利器。持續給予美國高信用等級，保證了美國源源不斷的債務收入，維持了美國高負債條件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國長期通過美元貶值轉移債務負擔，債權人利益直接受到侵害，這種已十分明顯的違約行為并沒有作為現行評級標準的評價內容，國家評級一直在幫助美國政府進行債務輸出。世界金融體系的運行高度依賴三家評級機構的評級信息，因評級決定著國際資本的流向和價值，具有摧毀一個國家的能力，美國對國際評級體系的壟斷是其掌握全球金融體系控制權的一個有力手段。
    當我們深入剖析現行評級標準的內容及其實質后，就會發現它所謂權威、公正的背后是狹隘的國家利益，是為國家爭奪世界信用資源，維護國家霸權的武器。債權國家因為沒有代表公平正義的國際評級體系，在信用資源的爭奪戰中，喪失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信用的天平始終在向美國傾斜。

　　四、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理論基礎

　　信用風險是人類進入信用經濟發展階段后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對全球金融生態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最全面、最深刻。國家信用風險作為影響國際信用關系的一種重要風險形態，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它的關鍵構成要素的作用及其內在聯系是建立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源泉。人類信用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為我們進行這樣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歷史機遇。
　　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必須體現公正性和科學性，堅持“四新”原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第一，立場要新。要摒棄狹隘的民族和國家利益，以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責任感，從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全局去規劃和設計新標準，才能公正評價每個國家的信用風險，使世界各國在公平的信用交易中各得其所。第二，思維要新。要改變認識世界的傳統思維方式，從研究信用的本質入手認識我們所處的信用世界，發現信用經濟階段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使新標準體現信用時代的正確方向。第三，理論要新。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吸收實踐成果，系統研究影響國家信用諸要素的本質聯系，發現其一般規律，建立起能夠衡量各個國家信用風險的評級理論，使之成為科學建立新型國家評級標準的基礎。第四，方法要新。要反對把實用主義運用于評級方法，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選擇最能體現信用風險內在聯系的關鍵要素，依照其邏輯關系，從整體上判斷受評主體信用風險，保證分析路徑的合理性，使信用評級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在正確的評級理論創新思想指導下，一個順應歷史發展需要，體現國家信用風險內在運行規律的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就必然會應運而生。新型理論體系包含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
　　(一)國家財富創造力是一國債務償還能力的基礎
　　國家財富創造力是指實體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的能力。因為經濟與財政是根與莖、源與流的關系，一國當前的國民財富總量和未來的財富創造能力是支撐國家信用的支柱。
　　影響一國政府債務償還能力的每一主要因素都以對該國國民財富創造能力的判斷為基礎。從政府的負債能力看，一國的債務空間主要取決于經濟的承受力，具體地說，一國的經濟規模、國民儲蓄總量和經濟增長前景是制約政府負債發展能力的根本要素。從政府的償債能力看，財政收支能否得到持續改善對政府的償債能力有決定性作用，而這取決于一國實體經濟能否為財政提供充沛和豐富的財源，經濟能否通過自身的活力保持增長而減少運用財政刺激措施，經濟能否保持穩定性從而保證財政收支的穩定等。外債的發行與償付更是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后盾，在一國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情況下，具備充裕且穩定的外匯收入或較強的換匯能力依賴于一國的經濟實力；在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實力如何關鍵是其能否維持貨幣的國際地位并保持幣值穩定。
　　鑒于國民財富創造能力在評價國家信用風險中的基礎性作用，如何評價一國的經濟實力至關重要。對經濟實力的判斷要全面、客觀，不應將某一個指標作為對經濟實力的主要判斷依據，也不應將某一種經濟理念運用于對所有國家經濟實力的判斷，而是應從該國自身情況出發，結合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因素，綜合判斷經濟的活力、平衡能力、抗沖擊力和競爭力。從實體經濟自身而言，既要看其當前的經濟規模和體系特征，也要看其經濟的穩定性，更要關注經濟在未來的增長潛力，它們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了實體經濟是否具備這四個方面的特點。
　　對國民財富創造力的判斷不能僅從對實體經濟自身內部特征的分析中得出結論，還必須結合其他三個方面的要素綜合判斷，理論基礎二、三、四部分分別論證了政府的國家管理能力、金融體系和信用評級體系與國民財富創造力的關系。
　　(二)國家經濟增長能力依賴于國家管理能力
　　從國家信用評級的角度講，國家管理能力是指中央政府有效治理國家，保持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能力。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通過作用于影響經濟增長的制度環境、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等，對經濟發展產生顯著影響。
　　首先，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影響經濟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制度環境從經濟運行的體制和機制兩個方面影響一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制度環境的優劣主要取決于政府制定和貫徹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政策的能力。其次，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影響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對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經濟運行的成本等產生影響。中央政府通過恰當的社會政策能夠緩解社會矛盾、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再者，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影響經濟發展所需的國際環境。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形勢下，國際環境對本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突出。政府通過制定適宜的國際戰略，運用各種國際安全、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因素能夠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服務。
　　國家信用評級判斷國家管理能力的目的是看中央政府能否實施有效的國家治理，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為償債提供堅實保障。為此，不以任何政治理念作為評價的絕對標準，而集中于從管理績效的角度考察影響國家管理能力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實證研究表明，任何一種政治理念和與其相應的制度安排都有其適用和認同上的局限性，不能為評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供可靠的標準，唯有實踐的檢驗作為無可否認的證據為國家管理能力的高低提供了判斷依據。因此不應將某一類型國家的政治主張和相應的制度特征作為檢驗所有國家政府執政水平的鏡鑒，而是圍繞與一國經濟發展最為密切的政府管理因素——政府的國家發展戰略或宏觀政策展開分析，從該國實際情況出發，辨證地分析發展戰略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將影響戰略實現的內外因素、主客觀因素相結合予以分析。同時應摒棄把外部機構制作的與評價政府有關的各種指數作為主要評價依據的做法，防止這些指數因理念與國家評級不兼容，目的和方法與國家評級不一致而對判斷政府的管理能力造成干擾。
　　(三)國家金融體系是一國財富創造的驅動力
　　國家金融體系是促進國民財富創造的又一要素。金融體系作為實體經濟的血脈，主要通過信用擴張和信用創新的方式向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推動市場需求的擴大，從而成為國民財富創造的強大驅動力。可以說國家管理能力是從外部，從更為根本和基礎的角度為實體經濟的發展營造環境；金融實力則是從經濟的內部，從更為直接和密切的角度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營養。
　　國家信用評級應認真總結各國金融深化改革的經驗教訓，密切關注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對各國金融體系的影響，從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穩健性兩個方面綜合評價一國金融體系對國民財富創造的驅動力強弱。
　　在對金融發展水平的判斷方面，不僅關注微觀金融運行體制的發展水平，還要從宏觀金融的角度為金融發展狀況做出高屋建瓴和具有前瞻性的判斷，為此需對影響金融發展的金融政策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做出審慎分析。
　　在對金融穩健性的分析方面，國家信用評級應汲取歷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不僅關注銀行業的風險水平，也對金融市場的穩健性給予同等重視，為此須用估測信用規模與實體經濟比例關系的方法對此加以分析。該方法提出的現實背景是：1971年美元發行脫離約束后全球流動性日益泛濫給各國的金融體系多次造成猛烈沖擊，加之一些國家金融發展政策和貨幣政策失當，已經在多國造成了信用規模過度擴張，尤其是資產價格泡沫膨脹的棘手問題，對各國和世界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產生破壞性影響，這使對一國的信用規模與實體經濟的匹配性做出合理估測成為判斷金融穩健性的必然要求。此外，從現實出發，應否認不加區別的大規模金融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政策具有完全積極的意義，而是強調金融業應有計劃的發展，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需要有穩固的經濟基本面做支撐，并與其它領域的改革措施配套進行，避免因盲目和速度過快對金融穩健性造成損害。
　　(四)國家信用評級體系關系一國金融安全
　　國家信用評級體系日益重要與金融發展所導致的信用關系不斷復雜化、信用風險識別難度加大同步，使其成為維護一國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礎設施。信用評級通過提供獨立的信用風險意見，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引導投資者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鼓勵債務發行人降低信用風險，減少發行成本；三是成為監管者對信用風險進行監管的有力手段。信用評級在具有上述基本作用的同時，通過評級標準和評級結果所反映的信息，還能夠促進形成有利于金融穩定的整體環境，例如引導市場提高透明度，改善會計和審計工作，促進清晰、連續、可預測的法律和監管環境的形成等。因此信用評級體系通過保障金融安全，使金融體系能夠穩定地發揮驅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服務于經濟實力的增長。
　　然而，并非任何信用評級體系都會自動實現上述功能，能夠合理揭示信用風險的信用評級體系應滿足三方面的要求，即信用評級機構的健全性和獨立性、評級標準的科學性以及監管水平。
　　健全的信用評級機構使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各類信用風險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揭示。評級機構的獨立性是指評級機構在對國內信用關系和國際信用關系做出評價時，應當摒棄利益沖突，從獨立的立場做出客觀判斷，這是保證評級結果科學性的前提。評級標準的科學性指評級機構要在深入研究各種信用風險形成特點的基礎上將風險形成的特殊性和風險評價的一致性相統一，不斷增強風險識別能力，提高信用評級準確度。監管水平指政府通過監管機制的完善與創新，保證評級業的健康發展。評級機構擔負著維護金融安全的特殊責任，但如果一國的評級機構是具有盈利性的市場主體，競爭的壓力會迫使它們違背職責要求，導致評級競爭和信用等級雷同，甚至引發系統性評級錯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加強對評級體系的監管。
　　(五)國家財政實力直接決定一國債務償還能力
　　財政實力是指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收支和債務管理等多種手段保證本幣債務償付的能力。財政實力是影響國家償債能力的直接因素。縱觀政府違約的歷史，發生違約的深層次原因無論是基于政治、經濟、金融或是社會問題，其結果都表現為政府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因此國家信用能力的高低最終是以特定時間段內政府收入對債務償還的覆蓋程度反映出來的。
　　國家信用評級在判斷財政實力時應遵循以下三個基本觀點：
　　其一，在財政實力的所有評價要素中，政府的經常性財政收支狀況對決定償債能力最為根本。因為政府的經常性財政收支狀況決定了初級財政平衡的變化趨勢，而初級財政平衡是在假定利率和經濟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決定政府未來債務發展趨勢的主要因素。如果初級財政平衡長期為赤字，則表明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不能覆蓋經常性支出，需要通過增發國債來彌補，這必然導致債務負擔的攀升，并可能因此引起實際利率的上升和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這種趨勢不斷發展將失去可持續性，最終使政府債務危機的爆發在所難免。
　　其二，在償債來源方面，政府經常性財政收入是償債的第一來源，債務收入僅能作為第二來源。因為只有財政收支平衡能力的改善才能真正提高政府的償債能力。如果政府出現了債務負擔過重的壓力，應當主要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赤字規模，降低債務增長速度來維持政府信用。在這種情況下還一味強調政府的債務融資能力是舍本逐末。債務負擔的日益沉重終究會引起國債市場產生強烈反應，導致借債成本上升和借債難度增加，還會誘發通貨膨脹上升，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出現大幅波動，從而破壞經濟增長的惡劣情況。
　　其三，任何國家、包括國際貨幣發行國都存在國家負債限額的問題。為了準確判斷政府未來的債務增長空間和債務負擔風險，應通過測算國家負債限額來判斷政府債務規模的可持續性。
　　(六)本幣幣值是影響一國債務實際償還能力的關鍵要素
　　國家信用評級應將本幣幣值分析納入對中央政府償債能力的判斷，從而將政府的償債能力區分為名義償債能力和實際償債能力，政府通過貨幣惡性貶值方式逃廢債務的行為構成實際償債能力的下降，屬于違約行為。
　　政府作為債務人與其他債務人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是本幣的發行人和本幣信用的維護者，如果國債以本幣計值，政府有義務通過維護本幣幣值的穩定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免受損害，這使幣值變化成為影響政府償債能力的內生變量。
　　通常，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宏觀調控目的，會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手段引起本幣對內和對外價值的變化。在變化較為溫和的情況下，作為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本幣在短期內加速貶值或惡性貶值，則必然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失當，甚至操縱貨幣，故意或過失地造成貨幣貶值有著直接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無視債權人利益嚴重受損的事實，通過貨幣貶值逃廢債務，違背了政府維護本幣信譽和債權人利益的雙重義務，這對政府實際償債能力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為此，對中央政府是否違約的判斷，不能僅建立在其是否根據合同約定按時足額支付本金和利息上，如果合同中沒有對規避幣值變化做出適當安排，在本幣大幅度貶值時，中央政府即使如數償還債務也構成了違約。
　　將本幣幣值納入評級分析，能夠對政府通過債務貨幣化這種特權方式違約做出客觀的評價，從而使對政府償債能力的評價更加全面，也為各國政府的本幣債務，特別是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本幣債務償付方式提供了一個監督機制。鑒于當前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大多屬于高負債經濟體，而它們的本幣債務又被非居民廣泛持有，如果這些國家通過本幣貶值的方式還債，不僅對債權人的利益產生嚴重損害，還使其他國家的國民財富無償地向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轉移，并將造成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危害甚劇。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從客觀評價各國信用風險的目的出發，必須對上述現實問題做出回答。
　　國家信用關系本質上是一種超國家主權的經濟關系，客觀上要求對它的認識和研究不能帶有國家或利益集團的色彩。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研究堅持了這一立場，站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全局視角去研究這一復雜的經濟現象，保證了新型評級理論形成的公正性。
　　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遵循了一般理論的研究方法，從研究國家信用風險形成各要素特殊性入手，對其相互關系進行專業邏輯分析，抽象出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理論基礎，這一創新理論具有識別不同國家主權信用風險的普遍意義，保證了新型評級理論的科學性。
　　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理論基礎是在系統總結國際信用關系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全面吸收人類在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方面的實踐成果基礎上形成的，充分體現了國際債權債務關系的新格局和信用時代的發展方向，因而能夠有效地指導信用評級實踐。
　　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誕生標志著人類探索信用評級真理的進步，對公正評價國家信用風險，建立穩定的國際信用關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它必將為人類信用社會發展的漫漫長路指明正確的方向。

　　五、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主要內容

　　大公在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指導下，本著對人類社會發展高度負責的態度，以客觀獨立的立場，在對各個時期不同類型國家信用風險進行長期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該標準的核心部分——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方法的結構與主要內容如下：
　　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方法包括五個分析要素，三個分析層次。五個要素是：國家管理能力、經濟實力、金融實力、財政實力和外匯實力，其中前三個要素是基礎性要素，后兩個要素是直接要素。在三個分析層次中，第一個分析層次是對三個基礎性要素做出分析，它們共同決定了一國當前及未來可能創造的財富總量，決定了政府償債收入及未來債務規模的發展趨勢；然后在第二個分析層次中結合財政實力對中央政府的本幣債務償付能力做出判斷；最后以前四個要素為基礎，結合外匯實力評估中央政府的外幣債務償付能力，構成了分析的第三個層次。其中結論性的分析層次是后兩個，第一個分析層次對本幣債務償付能力的判斷是基礎性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分析層次對外幣債務償付能力的判斷是基礎性的。如此層層遞進，完成整個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方法對本、外幣債務的評級分析。
　　國家管理能力考察中央政府有效治理國家，保持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能力。對國家管理能力的分析主要在四個次級要素上展開：國家發展戰略、政府治理水平、國內安全狀況和國際關系。在這四個要素中，大公認為能夠妥善、及時地制定適合本國國情、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發展戰略處于核心地位，是整個國家管理能力部分的考察重點，因為它反映了政府的決策能力，對經濟發展產生根本性影響。其他三個要素情況如何，則制約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程度，屬于保障因素。政府治理水平考察政府的執行力，是對政府的權力運行特征和運行效果能否保障國家發展戰略實現的程序性因素分析；國內安全狀況和國際關系主要考察國內外環境是否有利于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在所有四部分的分析中，不僅要對現狀做出分析，還要對其未來一段時期內的發展趨勢做出判斷，從而作為整個國家信用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基礎之一。
　　經濟實力評估一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的國民財富創造能力，分析對象是實體經濟。主要涉及三個次級要素：經濟規模和體系、經濟穩定性和經濟增長潛力。三個要素之間具有層層遞進的關系。一國當前的經濟規模和體系特征是分析的基礎，也是對當前財富創造能力的判斷。經濟穩定性主要從宏觀經濟現在和未來發生波動的各類可能性入手，分析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和可能波動的幅度，為判斷經濟在未來的增長潛力打下基礎。經濟增長潛力是整個分析的結論部分，它既對當前經濟的結構性特征在未來的發展狀況做出預測，也要對其它影響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因素加以考慮，并結合經濟的穩定性情況，綜合評價該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的增長前景。這三方面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一國未來經濟表現和經濟增長路徑的系統方法，也為判斷和預測政府在償債期內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提供了基本依據。
　　金融實力評估一國金融體系促進經濟發展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綜合能力。金融實力部分圍繞金融是國民財富創造的驅動力這個主題展開分析，分析的目的在于判斷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一國金融體系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為此對金融實力的判斷將在兩個次級要素上展開：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穩健性。金融發展水平評估一國金融體系能否通過創新信用關系，擴大信用規模創造出更多的市場需求，以推動實體經濟在更高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上實現增長。為此將從金融市場的規模與結構、中央銀行的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等主要方面展開分析。金融穩健性評估一國金融體系內的各類主體能否維持良好的信用關系，以免出現嚴重金融風險危害實體經濟，密切關注信用規模過度膨脹超過實體經濟承受能力所引發的金融風險。對金融穩健性的考察是層層擴展的，首先從金融體系構成的角度，考察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兩類主體的穩健性；接著從金融體系自身維持金融安全的機制角度，判斷信用信息服務體系的健全狀況和運行機制；最后考察政府對金融體系內各類主體的監管能力如何。
　　財政實力評估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判斷政府的實際債務償付能力。財政實力是影響政府本幣債務評級的直接要素。財政實力主要涉及四個次級要素：政府經常性財政收支狀況、政府債務狀況、政府收入增長潛力和本幣幣值的穩定性。為此整個分析過程分為四步：第一步分析經常性收支，判斷政府在當前和未來一定時期的財政平衡能力。經常收支狀況作為影響債務償還能力的最基礎因素，決定了政府債務負擔的未來發展趨勢。第二步分析政府債務狀況，重點是根據債務存量、債務動態，結合第一步對政府未來赤字規模的預測，判斷債務負擔的未來發展趨勢。第三步分析財政收入增長潛力。大公認為可能成為政府償債來源的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債務收入和其他收入。如果政府存在債務償付方面的困難，則需著重分析政府能夠用于償債的各類財政收入在未來的增長潛力如何。最后，結合對本幣幣值穩定性的分析，綜合判斷中央政府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本幣債務的實際償付能力。
　　外匯實力評估中央政府獲取充足的外幣資產保障外幣債務償付的能力。外匯實力是影響政府外幣信用評級的直接要素。總的來說，政府獲取外幣資產的途徑主要有三種：在外匯市場兌換、利用官方外幣資產和進行外部融資。對外匯實力的分析也相應表現為貨幣匯兌能力、外匯充裕度和外匯融資能力三個層面。貨幣匯兌能力主要分析本幣兌換外幣能力的強弱。幣值變化一方面決定了以本幣表示的外幣債務規模的變化，影響債務負擔；另一方面還通過作用于宏觀經濟影響外匯資源充裕度，兩相作用，共同對外幣債務償付能力產生影響。外匯充裕度衡量一國外幣資產現狀以及未來外幣資產規模的變化趨勢，通過與國家外債規模和外債動態的對比分析，初步判斷該國政府的外幣債務償付能力。外匯融資能力分析中央政府通過對外融資獲得償債資金的能力。外匯融資能力的分析目的是當國家自身能夠產生的外匯資源無法滿足對外償債需求時，政府能否通過在國際市場獲得外匯融資為外幣債務償付提供保障。外匯實力部分的分析結論是政府的外幣債務償付能力。
　　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方法以上述內容為主體，對每一個要素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明確了各部分的核心指標，并根據國情的不同，對核心指標的評價方法給予區別對待，還密切關注指標之間、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形成了一個邏輯清晰、框架嚴謹、指標優化和論證科學的方法體系。

　　六、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特點

　　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以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方法為核心，在評級立場、思維方式、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上具有以下特點：
　　(一)在評級立場上，將客觀獨立作為國家信用評級的基本立場
　　客觀獨立是指大公本著對國際信用關系所涉各方利益同等負責的態度，采取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立場制定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客觀獨立是指導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制定的首要原則，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不以某種價值觀指導評級標準的制定。任何一種價值觀都有特定的歷史、地域和文化淵源，應當受到同等的尊重。在價值觀多元性的全球背景下，如果先入為主地秉承某種價值觀去研發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就會想當然地認為符合這種價值觀的國家制度形態優于其他形態，從而無法對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國家信用狀況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使評級標準失去普遍意義。對價值觀的選擇性取舍會引起利益天平的傾斜，那些與本標準價值傾向一致國家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維護，其他國家的利益受到同等對待的可能性喪失了。
　　其二，避免帶有狹隘的國家或民族利益傾向。大公堅信，只有保障客觀、準確的信用評級信息在國際間傳遞，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健康發展，世界各國的利益也才能得到長久維護。試圖通過掌控評級話語權而滿足某些國家的特殊利益取向，最終只能使每個國家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因此，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建立在尊重各國在當前國際信用關系中的現實地位的基礎上，真正代表著各國、各民族和各社會團體的正當利益，反對通過信用評級進行利益輸送。
　　(二)在思維方式上，始終將研究信用風險形成的本質原因作為構建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基礎
　　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始終以探索各國國家信用風險形成的本質原因作為構建基礎，為此，大公既認識到各國信用風險形成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又關注全球系統性信用風險對各國造成的影響和信用風險在各國間的傳導機制，并隨著情況的變化對評級標準做出必要調整，保證其時效性。
　　首先，充分考慮國家信用風險在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國家表現出的特殊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各國政治、經濟和金融等各種環境的改變使引發信用危機的關鍵要素不斷變化。在地理區域方面，不同的人文環境和發展路徑使處于不同區域的國家在信用風險方面差異較大；在國家類型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特點存在差異，導致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和傳導機理有所不同。
　　其次，重視全球系統性信用風險在各國間的傳導。信用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聯系日益緊密，一國的信用風險，特別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信用風險會通過貿易、投資、信貸、證券和貨幣等多種渠道在不同國家間傳遞，從而形成全球的系統性風險。密切關注這類風險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能夠發現構成各國國家信用風險的外部因素，從而全面認識國家信用風險形成的本質原因。
　　(三)在理論體系上，以持續研究國家信用風險形成和演化的一般規律作為理論創新的前提
　　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理論從實際出發，深入研究決定國家信用風險的諸要素和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現了國家信用風險形成和演化的一般規律，從而確立了用于研究國家信用風險的理論體系。
　　大公以新型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為指導，確定了國家管理能力、經濟實力、金融實力、財政實力和外匯實力五個關鍵性評級要素，通過操作系統將五個部分連結成統一的整體，構建起國家信用評級的整體分析框架。整個評級方法從界定評級對象和范圍到最終確定信用等級，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形成了有機的聯系，對包括償債能力與償債意愿，本、外幣評級之間的關系和信用等級確定等技術性問題進行了細致說明，能夠邏輯清晰地向投資者傳遞大公確定被評對象信用等級的主要步驟和必要信息。
　　在整個評級標準的理論體系中，最突出的內容是大公從十個方面著手對國家信用評級理論進行了創新。它們分別是：
　　1、分析信用規模與實體經濟的比例關系對金融穩健性的影響；
　　2、將本幣幣值變化納入對政府實際債務償還能力的判斷；
　　3、從信用經濟發展的現狀出發，認識到金融體系和信用評級體系對國家信用風險的影響日益擴大，從而將金融實力作為關鍵性要素給予評價；
　　4、針對國家債務違約具有隱蔽性的特點，對違約進行了重新界定；
　　5、總結和汲取了近二十年來各國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對金融穩健性做出全面評估；
　　6、高度關注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信用狀況對國際信用關系的普遍影響；
　　7、提出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影響國際資本有效流動和國民財富合理轉移的觀點；
　　8、并非局限于對現存國際信用關系的解釋，而是從全球信用關系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視角，深入分析經濟周期的變化，高度關注高負債經濟體對全球債務鏈條的影響；
　　9、揭示了世界最大債務經濟體對國際信用資源的不合理占用是導致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根源之一，認為其正在集聚爆發世界性信用危機的能量;
　　10、關注一國信用風險對其他國家的傳導。
　　(四)在分析方法上，在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指導下貫徹系統分析和辨證分析的方法，保證評級結果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大公的評級標準強調在分析各國信用風險的過程中，貫徹系統分析和辨證分析的方法，深入全面地研究影響一國信用風險的關鍵要素，根據該國情況實事求是地分析其風險形成的機理和作用程度，保證分析路徑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系統分析的方法：大公在對各國信用風險給予評價時，認識到影響國家信用的政治、經濟、金融和外部因素之間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從而將系統性原則貫穿于整個分析過程中，注重系統內外的風險傳導和風險轉化，全面分析影響主權信用風險的各方面因素。在對單個要素進行評價時關注與其他要素之間的聯系，沒有任何單一的風險要素能夠明確地對應某個信用等級。對國家信用這一復雜的評價對象而言，始終從系統的角度看問題是對風險狀況進行有效揭示的前提。
　　辨證分析的方法：辨證分析是指在分析影響各國信用風險的要素時，需因時、因地制宜，要了解該國制約國家信用的特有情況和支撐國家信用的特殊優勢，從該國實際出發分析國家償債能力的強弱。辨證分析要求對任何要素不能僅僅看到表面和局部的情況，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在對具體指標評判標準的選擇上，不能簡單的以一種標準劃界，應當結合不同國家具體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做出判斷。
　　大公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在上述評級立場、思維方式、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上都與現行評級標準存在本質區別。在評級立場上，大公的評級目的在于準確揭示國家信用風險，為信用經濟全球化中的所有國家提供平等服務，因此始終堅持以客觀獨立作為基本立場；現行評級標準則是基于對西方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推崇，在評級立場上已經把西方作為標準和榜樣，從而自然成為維護西方利益的工具。在思維方式上，大公的評級標準始終將信用風險形成的本質原因作為構建國家信用評級理論的基礎，腳踏實地地研究國家信用風險在各國形成的特殊性和全球系統性信用風險在國家間的傳導，從中抽象出一般性的規律指導評級理論；現行評級標準則以在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作為基本的思維方式，用西方的理念評價所有國家的信用風險，使評級標準的構建簡單化并缺乏廣泛的適用性和說服力。在理論體系上，大公的評級理論始終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入研究經濟周期的運行規律，從影響國家信用風險的諸要素和它們的內在聯系角度構建理論體系，進行理論創新；現行評級標準則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為模板，以西方的利益取向為指針構建評級標準的理論體系，這使其難以做出有價值的理論創新并多次發生明顯的評級錯誤。在分析方法上，大公的評級標準堅持系統分析和辨證分析的方法，力求全面、準確、客觀地揭示各國的國家信用風險；現行評級標準則時常采取單級思維和先驗判斷的方法來評價各國信用風險，一味地強調某一種理論或政策措施在各國的絕對適用性，某一指標與信用等級的線性關聯等。上述四個方面的顯著區別，使大公的評級標準獨立于現行國家評級標準，成為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實踐者，大公的標準將以公正的立場、科學的思維方式、創新的理論體系和客觀的分析方法證明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強大的解釋力。

　　七、結語

　　一場因美國信用體系遭受重創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什么會發源于壟斷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美國？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機讓人們有充足證據質疑現行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合理性，繼而深刻思考后危機時代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的問題。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構建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本質是如何認識人類所處的信用世界，用什么樣的方法解釋信用經濟發展規律。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的國家信用評級理論提供了正確認識人類進入信用經濟階段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武器，為我們客觀揭示國家信用風險指明了方向。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正是這一理論的產物。新型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是一次信用評級技術革命，它以更加客觀公正的新視角分析評判日益復雜的國家信用風險，為世界增添新的信用資訊，豐富人類對信用風險的認識。它的問世必將為在茫茫風險中尋找商機的人們照亮方向。
　　讓我們共同期待它為信用時代的人類發展迎來一個新的春天。

　　(作者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信息協會信用專委會會長，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此文是他主持研發《大公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時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