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貧富怎樣不均，一端富一端貧，只要連著，遲早會平下來的。你要給下層人機會爭取上去。問題是，如果這個層面斷層的話就不行了。
    假如現在允許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結果會怎樣？先進國家會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國家會把那些窮人拉下去，就會出現斷層了，那就沒得救了。
    回看中國的情況，斷層還沒有出現。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這個斷層就會實現。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理論--任何從事保護勞動力的東西，都是會約束競爭的。
    如果各縣各自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你有最低工資，我沒有最低工資，你的工人都跑到我這里來的話，那就無話可說了。為什么不利用這樣的縣級競爭制度？
    看到新勞動法一推行出來，我整個人就跳起來，我說發神經了？這么做，會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謂的智囊言論，我沒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釋。他們到底在做什么？經濟學者要拿分析出來，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學問的解釋
    各位朋友，我要從1991年說起。那一年我的朋友科斯(注: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因揭示并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獲得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拿了諾貝爾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邀請我去替他講話。
    那年剛好是諾貝爾獎的90周年紀念。所有在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獲邀前往。我在那里碰到弗里德曼(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是我很熟的朋友，我就和他話說天下大勢。我對他說，中國已經開放了十幾年了，而1991年初期，波斯灣之戰(注:第一次海灣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為恢復科威特領土完整而對伊拉克進行的局部戰爭)之后，蘇聯解體，而印度開放，東歐也開放。我說，地球上會有20億、30億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你們這些先進國家如果制度結構不更改的話，會遇到非常難解決的困難。弗里德曼當時同意我的觀點，但他可能有些“輕敵”，不是那么重視。
    在經濟學上一個很基本的分析。你有20億、30億的窮人跑出來，又窮又沒有知識，而先進國家又有錢、又有知識，理所當然有錢、有知識的會賺大錢，怎么可能是有錢、有知識的人不能在窮人身上賺到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理論推斷。所以，當年西方的學者不重視這一點，他們覺得你們窮人競爭就競爭吧，我有錢，我有知識，怕什么？我是去賺你們的錢。很多人都這么看，而我不是這么看，他們是不可以這么輕敵的。

    西方先進之邦在睡覺

    “西方先進之邦，他們太輕敵了，他們還在睡覺，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么事。”
    這么多年過去了，以中國來說，有錢、有知識的，事實上是賺了中國改革開放開始那些錢，但在西方來說，他們的確不重視這一點，完全都不留意發生了什么事情。十年前，××還在大大稱贊中國貨便宜。他這么說是幫到美國。但目前的情況完全改變了。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撼，假如你留意一下，只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他們說印度也上來了、越南也上來，很多地方都上來了。說來說去，這些所謂發展中國家，搞得西方國家那邊大吵大鬧，這也不過就是三四年的事，不到五年，他們為什么這么蠢呢？他們應該一早就知道，一早就體會到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外國的玩具店很明顯就能看到，美國制造的玩具一件也找不到，我有朋友說到加拿大投資，去做成衣，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說你發神經啊？怎么是發神經呢？到加拿大制造成衣，中國的發展引起海外這么多爭議，而海外還在不斷地批評要不要人民幣升值，要左搞右搞，這些只不過是幾年間的事。西方先進之邦，他們太輕敵了，他們還在睡覺，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么事。
    1991年的時候，那時候中國的經濟不是那么好。1992年鄧小平南巡，跟著是珠江三角洲的開放。1993年6月，中國的通貨膨脹是20％以上。人民幣對于美元的黑市匯率是11.7換1美元。而現在呢？6.7、6.8換1美元。1993年初，朱镕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接掌中國人民銀行，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2005年人民幣轉為掛鉤一攬子貨幣，2年前(2008年)又和美元掛鉤，最近和什么掛鉤？說實話，我不知道。朱镕基之后的中國央行的確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我看不到人民幣有什么陰謀，人民幣和你們美元掛鉤，你們自己在睡覺，突然我們中國的生產力急升，你們還在睡覺。你們說，我們有什么陰謀呢？
    現在這個問題變得很嚴重。我當年曾經諫言過朱镕基，但我知道他后來做得非常好，我公開向他道歉很多次。我是學者嘛，如果說一句假話，比有錢人破產更糟糕，我從事學術研究這么多年怎么能守得住我的地位？所以，我回頭再看朱镕基當年的經濟政策，有幾件重要的事，是20世紀90年代朱镕基主政經濟時發生的。中國的經濟奇跡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而不是現在。當然，當時有個問題，通貨膨脹在1993年、1994年非常高，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1997年通貨膨脹下降到0，同一時期中國產品的質量上升得非常快，無論在質量或者服務方面，都進步得很快。你們現在去看看中國的各城市，看看那些新興的建筑物，絕對是世界一流的。許多五星級酒店里面的裝修，最高級的外國酒店也比不上。
    中國經濟這種急速的上升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1997年，中國通貨膨脹降到0，接著又通縮。假如你把產品質量提升一起算進去的話，通縮是非常嚴重的。你們不要忘記，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的房價跌得非常厲害，跌了3/4，很多人破產。現在要調控樓市，但我們不要忘記那段日子。
    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全世界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有很多的理論，都是胡說八道，很多人不懂經濟也在談經濟。我當時心知肚明，但是我不敢說出來。我怕說出來，會影響市場。當時我的解釋是很明顯的，人民幣1994年開始和美元掛鉤，亞洲發展中國家都說和美元掛鉤，中國好像一個很大的郵輪，和美國這個航空母艦掛鉤。其他亞洲的小船也掛著美國這條大的航空母艦。
    突然間，中國沒有通脹、變成通縮了，怎么辦？也就是說，中國的船突然間停在那里，像泰國、越南等國家，它們的貨幣幣值都是偏高的，所以就紛紛斷纜，這就是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其他人說的那些原因，都是胡說八道，連我的朋友蒙代爾(注: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Mundell，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最優化貨幣理論之父，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因為當時朱镕基處理這件事，很果斷而且很快。大概過了兩年左右，調整得非常快，亞洲發展中國家全部跟著調整。亞洲國與國之間跟人民幣有個均衡點，看不到有任何的陰謀。就是在這個不利的、很大的通縮情況之下，中國的奇跡出現了。
    不是現在的奇跡，是在那種情況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通縮，油價急跌、失業率保持在4％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對不對不重要，中國的增長率保8，是不是這么準確也不重要。但重要的事實就是，長江三角洲在最困難的8年間，能超越早發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這是不能夠想象的。念經濟的那些宏觀理論、貨幣理論全部都錯的，錯得一塌糊涂。
    1998年，我在舊金山碰到弗里德曼，當時我對他說，你對貨幣的研究是天下無敵，但老實說，你(在這個事情上)錯得一塌糊涂。中國當時有嚴重通縮的情勢——貨幣的收縮幾乎是打破了人類歷史紀錄；房地產跌得一塌糊涂，但經濟增長——我是指長三角經濟增長，能超越比它早發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
    要批評中國是容易的，但我們作為學者一定要客觀地看問題，中國一定有做對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對。因此，差不多3年前，我就寫了本《中國的經濟制度》。
    也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制度。另外一方面，你們要注意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民營企業工人是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老板也沒有什么法律保障，請一個工人600元/月，雇傭和解雇，都不需要簽合同的。很多開工廠的對你說，工人早上來見工，下午就說“我不干了。你差我3天工錢，你給我”。當年就是這樣的。

    當心勞動力出現斷層

    “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廉價勞力就會出現斷層。”
    接下來，工人的工資漲得很快，農民收入也增加很快，但作為經濟學家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如推出《勞動合同法》之類的。我可以肯定地這么說，假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保護勞動者的法令是今天這些法令的話，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現在所推行的法令，對最底層的工人照顧不周。
    現在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問題——未富先驕，比如農民增長那么快，還搞了一大堆保護他們的法令，但怎么才能切實保護到他們？比如人民幣升值，怎么能對他們有保護？
    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不是要跟美國、德國、法國等歐美國家競爭，而是要跟越南、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個層面，是1993年以后發展出來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就變成另外一個層面了。回看歷史可見，當年美國逼日元升值，從360日元對1美元，升到80日元對1美元。但日本依然可以保持出口強勢，因為日本當年沒有那么多和它競爭的國家——中國、英國、越南、東歐都把門關起來了。
    日本，一個只有1億多人口的國家，就能被先進國家提升上去，跟著亞洲四小龍也被它提升上去，它們加起來也不過是2億人左右。中國、印度分別有十幾億人口，加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共有30億人口。光一個中國，先進國家都拉不上去。
    我怎么會不希望人民幣升值？1元人民幣能換1美元，為什么不好？去法國喝紅酒便宜不好嗎？為什么不好？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發展是為勞苦大眾發展的。看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候有通縮、地產下跌，早上2點鐘在高樓大廈上，可以看到工人在燒炭，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他爬那么高，燒炭一整晚，也不過50元人民幣一晚，這個國家是他們建設起來的。現在人民幣升值，怎么能保護到勞苦大眾？只要勞苦大眾存在一天，如果我們不顧著他們，那這個改革一點意思都沒有。
    農民的生活增長得這么快，他們還是經常叫財富不均。不管怎樣不均，一端富一端貧，只要連著，遲早會平下來的。你要給下層人有機會爭取上去。問題是如果這個層面斷層的話就不行了。你看整個地球經濟，先進的國家都在做夢，奧巴馬在競選總統前，他口出大言，“如果我當選總統，我一件中國的玩具都不準進口。”你不允許中國的玩具進口，是不是美國的小孩都沒有玩具可玩了？美國自己不可能再開廠制造玩具的。如果你有錢，你會去美國投資開玩具廠？我覺得弗里德曼在1991年說的問題完全應驗了。這些窮人全部跑出來(農民工進城)，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他們自己知道了經濟興奮點，而先進大國在睡覺，從廉價勞力方面來看，就出現了斷層。
    這個斷層是很現實的。現在中國所謂的最低工資，等于是美國最低工資的1/15。沒有任何證據說中國的工人不如美國的工人，沒有任何爭議說美國的生產力高于中國生產力15倍。我的朋友在深圳開廠也在墨西哥開廠，他說中國工人的生產力等于墨西哥工人生產力的一倍半，所以我看不到美國工人生產力怎么能比中國工人生產力高那么多？但事實是，美國的最低工資比我們高14倍。也就是說，在制造行業方面，還有工資方面，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假如現在允許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結果會怎樣？先進國家會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國家會把那些窮人拉下去，就會出現斷層了，沒得救了。所以，那些說貧富懸殊的人要看著這個斷層會不會出現，你在墨西哥就能很明顯地看到斷層，非常非常明顯。窮歸窮，富歸富，這條路不是中國要走的吧？你到現在美國的公園去看看，有好多人手上持著酒瓶、睡在公園的椅子上，做乞丐又不是，有福利可以領。不要整天看到美國富裕的一面，很多窮得不得了的人，比中國農民窮很多很多。他們能到政府領救濟金，這些還沒算在失業率里面，這就是斷層。如果中國出現這個斷層，那就麻煩了。
    我們回看中國的情況，斷層還沒有出現。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這個斷層就會實現。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理論，任何從事保護勞動力的東西，都是會約束競爭的。比如說，我這個工廠有工會，怎樣集體協商工資該多少？講好以后，外面有一個人要來打工，他說便宜點，這是不能被允許的。不是老板不允許，是工人們不允許他收低工資。
    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老電影說的那些事，不是假的。木工多少錢一小時？不是只有你會做木匠，你收少一點工資我不讓你做，學都不讓你學。他們人口這么少，都搞得烏煙瘴氣。如果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怎么辦？

    要交給縣政府去管

    “有這么好的縣級競爭制度存在，為什么不利用，為什么還要抓住大權？該放就要放。”
    中國最重要的是開放金融。如果開放金融，上海房地產還有得升。中國內地開放金融，沒有理由不勝過中國香港的，而且會勝很多。
    首先，上海的地點比香港好，因為太陽(時差)在上海比香港早升一個小時，這一點很重要。股市早開一個小時，晚開的就沒得做了。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太陽早升一個小時，芝加哥的股市就搞不來了。
    第二，中國內地的青年很厲害，人才很多。上海5000元請一個年輕人，在香港則需要2萬元。
    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地方想要變成金融中心，其貨幣一定要有“面目”的。而港元是沒有什么“面目”的。英鎊有“面目”，所以到今天英鎊還是很強的。但現在我們人民幣開始有“面目”，我說最重要的是人民幣要印上幾個英文字，要印500元的幣值，擺幾個英文字，沒有英文字怎么能走向國際呢？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我說。
    但是，中國現在有幾個方面做得不好。第一，金融方面做得不好。有個大問題——中央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有很多事情他們不應該管的。比如說，有的東西應該交給縣政府去管的。中國的地方政府很多干部都是很能干的，他們都像做生意一樣來做的，為什么不交給他們處理？勞動法為什么不讓每個縣決定要不要做？有這么好的縣級競爭制度存在，為什么不利用，為什么還要抓住大權？該放就要放。我非常欣賞很多縣級、市級的干部。香港的所謂公務員們，我很多都很熟。老實說，內地的干部要比香港的高明得多，上海的都是很厲害的。
    中國發展最好的時候，地方上干部的權力是很大的，不然怎么可能發展得這么快？如果各縣各自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你有最低工資，我沒有最低工資，你的工人都跑到我這里來的話，那就無話可說了。為什么不利用這樣的縣級競爭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真的，我要批評北京的經濟學者。經濟學者是不能改進社會的，我們念了這么多年的經濟學，從事研究不是為了改進社會的，我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解釋、要推斷——如果這么做，局勢會如此，會有怎樣的效果；假如那么做，又會有怎樣的效果。這是我們經濟學的本分。
    看到新勞動法一推行出來，我整個人就跳起來，我說發神經了？這么做，會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謂的智囊言論，我沒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釋。他們到底在做什么？經濟學者要拿分析出來，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學問的解釋。
    1000年前，中國毫無疑問是地球上最強的國家，有很多種不同的古跡。據說，當年地球上八成的財富都在中國，我認為這一點不太可能。我的朋友××也是拿了諾貝爾獎，但他對經濟學好像不太懂。他推斷30年后，世界上45％的財富會在中國，這點對不對？也有問題的。中國倒霉了200年是肯定的——(清朝)乾隆之后就開始走下坡。到了17世紀中期，中國和歐洲相比是在走下坡路。主要的關鍵問題是，在一個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國家中，沒有科技和工業的發展，管理制度是靠倫理治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是一個好的辦法，因為成本低。司法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到了100多年前，歐洲開始工業發展，因為工廠開始了。成千上萬的產品在工廠生產出來，所謂的流水作業，可以增加很多生產力。當工業引進中國的時候，家庭就要離鄉背井，工人要去工廠做事，舊的管理制度就要瓦解了，需要引進新的法治制度。這個過程是非常困難的事，是天翻地覆的。從太平天國到現在的150年間，中國天翻地覆。但中國現在大致上是過了這一關的。
    所以，現在是向前看，有樂觀的理由。我當時說過，在金融貨幣處理方面，在勞工方面，政府管得太多，有很多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怎么看？中國的主要資源就是人多，你們不要小看這個資源，我們是聰明的人，天生刻苦耐勞，我們有幾千年深厚的文化。
    我個人看來，20年以后，假如中國經濟實力達不到10個日本那就是很失敗了。因為日本的經濟政策也錯了很多，但中國在20年之后應該可以達到10個日本的經濟實力，這不是困難的事情，除非走錯很多路。中國的人口剛好是日本人口的10倍，土地大概是日本土地的32倍，雖然很多土地是不能用的，但可用的土地比日本大不止10倍。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中國傳過去的，中國的文化要比日本純、比日本厚。人的智商不比日本人低，唯一落后的方面就是科技方面，但這些可以學的。
    日本走錯了兩步大棋:第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地價急升，升得太高；二是允許日元升值。所以，現在日本人的投資都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我個人看呢，你不要以美元來算，以實質的經濟收入來算，中國應該能達到10個日本的經濟實力。20世紀70年代，一個日本就搞得世界大亂。如果有10個日本那么厲害的國家走出來，這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相信自己的本領，不要完全聽海歸派的建議，最好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要聽，連我的話也不要聽。因為北京有很多人其實做得很好的。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那么容易了。比如說對房地產的處理，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增加房屋的土地供應。因為現在那些商住用途的土地，比工業用地、農業用地貴很多倍。就是說，他們不應該學中國香港搞高地價政策，一方面從事高地價政策，另外一方面打壓樓市，提出各種各樣的稅，這之間是相互矛盾的。
    但我還是看好中國，因為日本當年做錯了，比現在中國做錯得還要嚴重得多。所以，我認為20年后中國擁有10個日本的實力，這是很應該的事情，謝謝各位。
    (本文根據張五常在中國平安財富論壇上所作的主題演講《話說天下大勢》的速記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