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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五常:新勞動法和人民幣升值不利縮小貧富差距
      2010-07-02   作者:作者:張五常  來源:東方早報
       

          不管貧富怎樣不均,一端富一端貧,只要連著,遲早會平下來的。你要給下層人機會爭取上去。問題是,如果這個層面斷層的話就不行了。
          假如現在允許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結果會怎樣?先進國家會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國家會把那些窮人拉下去,就會出現斷層了,那就沒得救了。
          回看中國的情況,斷層還沒有出現。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這個斷層就會實現。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理論--任何從事保護勞動力的東西,都是會約束競爭的。
          如果各縣各自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你有最低工資,我沒有最低工資,你的工人都跑到我這里來的話,那就無話可說了。為什么不利用這樣的縣級競爭制度?
          看到新勞動法一推行出來,我整個人就跳起來,我說發神經了?這么做,會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謂的智囊言論,我沒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釋。他們到底在做什么?經濟學者要拿分析出來,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學問的解釋
          各位朋友,我要從1991年說起。那一年我的朋友科斯(注: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因揭示并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獲得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拿了諾貝爾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邀請我去替他講話。
          那年剛好是諾貝爾獎的90周年紀念。所有在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獲邀前往。我在那里碰到弗里德曼(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是我很熟的朋友,我就和他話說天下大勢。我對他說,中國已經開放了十幾年了,而1991年初期,波斯灣之戰(注:第一次海灣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為恢復科威特領土完整而對伊拉克進行的局部戰爭)之后,蘇聯解體,而印度開放,東歐也開放。我說,地球上會有20億、30億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你們這些先進國家如果制度結構不更改的話,會遇到非常難解決的困難。弗里德曼當時同意我的觀點,但他可能有些“輕敵”,不是那么重視。
          在經濟學上一個很基本的分析。你有20億、30億的窮人跑出來,又窮又沒有知識,而先進國家又有錢、又有知識,理所當然有錢、有知識的會賺大錢,怎么可能是有錢、有知識的人不能在窮人身上賺到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理論推斷。所以,當年西方的學者不重視這一點,他們覺得你們窮人競爭就競爭吧,我有錢,我有知識,怕什么?我是去賺你們的錢。很多人都這么看,而我不是這么看,他們是不可以這么輕敵的。

          西方先進之邦在睡覺

          “西方先進之邦,他們太輕敵了,他們還在睡覺,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么事。”
          這么多年過去了,以中國來說,有錢、有知識的,事實上是賺了中國改革開放開始那些錢,但在西方來說,他們的確不重視這一點,完全都不留意發生了什么事情。十年前,××還在大大稱贊中國貨便宜。他這么說是幫到美國。但目前的情況完全改變了。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引起世界上的震撼,假如你留意一下,只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他們說印度也上來了、越南也上來,很多地方都上來了。說來說去,這些所謂發展中國家,搞得西方國家那邊大吵大鬧,這也不過就是三四年的事,不到五年,他們為什么這么蠢呢?他們應該一早就知道,一早就體會到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外國的玩具店很明顯就能看到,美國制造的玩具一件也找不到,我有朋友說到加拿大投資,去做成衣,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說你發神經啊?怎么是發神經呢?到加拿大制造成衣,中國的發展引起海外這么多爭議,而海外還在不斷地批評要不要人民幣升值,要左搞右搞,這些只不過是幾年間的事。西方先進之邦,他們太輕敵了,他們還在睡覺,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么事。
          1991年的時候,那時候中國的經濟不是那么好。1992年鄧小平南巡,跟著是珠江三角洲的開放。1993年6月,中國的通貨膨脹是20%以上。人民幣對于美元的黑市匯率是11.7換1美元。而現在呢?6.7、6.8換1美元。1993年初,朱镕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接掌中國人民銀行,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2005年人民幣轉為掛鉤一攬子貨幣,2年前(2008年)又和美元掛鉤,最近和什么掛鉤?說實話,我不知道。朱镕基之后的中國央行的確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我看不到人民幣有什么陰謀,人民幣和你們美元掛鉤,你們自己在睡覺,突然我們中國的生產力急升,你們還在睡覺。你們說,我們有什么陰謀呢?
          現在這個問題變得很嚴重。我當年曾經諫言過朱镕基,但我知道他后來做得非常好,我公開向他道歉很多次。我是學者嘛,如果說一句假話,比有錢人破產更糟糕,我從事學術研究這么多年怎么能守得住我的地位?所以,我回頭再看朱镕基當年的經濟政策,有幾件重要的事,是20世紀90年代朱镕基主政經濟時發生的。中國的經濟奇跡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而不是現在。當然,當時有個問題,通貨膨脹在1993年、1994年非常高,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1997年通貨膨脹下降到0,同一時期中國產品的質量上升得非常快,無論在質量或者服務方面,都進步得很快。你們現在去看看中國的各城市,看看那些新興的建筑物,絕對是世界一流的。許多五星級酒店里面的裝修,最高級的外國酒店也比不上。
          中國經濟這種急速的上升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1997年,中國通貨膨脹降到0,接著又通縮。假如你把產品質量提升一起算進去的話,通縮是非常嚴重的。你們不要忘記,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的房價跌得非常厲害,跌了3/4,很多人破產。現在要調控樓市,但我們不要忘記那段日子。
          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全世界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有很多的理論,都是胡說八道,很多人不懂經濟也在談經濟。我當時心知肚明,但是我不敢說出來。我怕說出來,會影響市場。當時我的解釋是很明顯的,人民幣1994年開始和美元掛鉤,亞洲發展中國家都說和美元掛鉤,中國好像一個很大的郵輪,和美國這個航空母艦掛鉤。其他亞洲的小船也掛著美國這條大的航空母艦。
          突然間,中國沒有通脹、變成通縮了,怎么辦?也就是說,中國的船突然間停在那里,像泰國、越南等國家,它們的貨幣幣值都是偏高的,所以就紛紛斷纜,這就是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其他人說的那些原因,都是胡說八道,連我的朋友蒙代爾(注: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Mundell,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最優化貨幣理論之父,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因為當時朱镕基處理這件事,很果斷而且很快。大概過了兩年左右,調整得非常快,亞洲發展中國家全部跟著調整。亞洲國與國之間跟人民幣有個均衡點,看不到有任何的陰謀。就是在這個不利的、很大的通縮情況之下,中國的奇跡出現了。
          不是現在的奇跡,是在那種情況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通縮,油價急跌、失業率保持在4%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對不對不重要,中國的增長率保8,是不是這么準確也不重要。但重要的事實就是,長江三角洲在最困難的8年間,能超越早發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這是不能夠想象的。念經濟的那些宏觀理論、貨幣理論全部都錯的,錯得一塌糊涂。
          1998年,我在舊金山碰到弗里德曼,當時我對他說,你對貨幣的研究是天下無敵,但老實說,你(在這個事情上)錯得一塌糊涂。中國當時有嚴重通縮的情勢——貨幣的收縮幾乎是打破了人類歷史紀錄;房地產跌得一塌糊涂,但經濟增長——我是指長三角經濟增長,能超越比它早發展10年的珠江三角洲。
          要批評中國是容易的,但我們作為學者一定要客觀地看問題,中國一定有做對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對。因此,差不多3年前,我就寫了本《中國的經濟制度》。
          也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制度。另外一方面,你們要注意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民營企業工人是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老板也沒有什么法律保障,請一個工人600元/月,雇傭和解雇,都不需要簽合同的。很多開工廠的對你說,工人早上來見工,下午就說“我不干了。你差我3天工錢,你給我”。當年就是這樣的。

          當心勞動力出現斷層

          “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廉價勞力就會出現斷層。”
          接下來,工人的工資漲得很快,農民收入也增加很快,但作為經濟學家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如推出《勞動合同法》之類的。我可以肯定地這么說,假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保護勞動者的法令是今天這些法令的話,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現在所推行的法令,對最底層的工人照顧不周。
          現在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問題——未富先驕,比如農民增長那么快,還搞了一大堆保護他們的法令,但怎么才能切實保護到他們?比如人民幣升值,怎么能對他們有保護?
          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不是要跟美國、德國、法國等歐美國家競爭,而是要跟越南、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個層面,是1993年以后發展出來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就變成另外一個層面了。回看歷史可見,當年美國逼日元升值,從360日元對1美元,升到80日元對1美元。但日本依然可以保持出口強勢,因為日本當年沒有那么多和它競爭的國家——中國、英國、越南、東歐都把門關起來了。
          日本,一個只有1億多人口的國家,就能被先進國家提升上去,跟著亞洲四小龍也被它提升上去,它們加起來也不過是2億人左右。中國、印度分別有十幾億人口,加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共有30億人口。光一個中國,先進國家都拉不上去。
          我怎么會不希望人民幣升值?1元人民幣能換1美元,為什么不好?去法國喝紅酒便宜不好嗎?為什么不好?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發展是為勞苦大眾發展的。看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候有通縮、地產下跌,早上2點鐘在高樓大廈上,可以看到工人在燒炭,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他爬那么高,燒炭一整晚,也不過50元人民幣一晚,這個國家是他們建設起來的。現在人民幣升值,怎么能保護到勞苦大眾?只要勞苦大眾存在一天,如果我們不顧著他們,那這個改革一點意思都沒有。
          農民的生活增長得這么快,他們還是經常叫財富不均。不管怎樣不均,一端富一端貧,只要連著,遲早會平下來的。你要給下層人有機會爭取上去。問題是如果這個層面斷層的話就不行了。你看整個地球經濟,先進的國家都在做夢,奧巴馬在競選總統前,他口出大言,“如果我當選總統,我一件中國的玩具都不準進口。”你不允許中國的玩具進口,是不是美國的小孩都沒有玩具可玩了?美國自己不可能再開廠制造玩具的。如果你有錢,你會去美國投資開玩具廠?我覺得弗里德曼在1991年說的問題完全應驗了。這些窮人全部跑出來(農民工進城),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他們自己知道了經濟興奮點,而先進大國在睡覺,從廉價勞力方面來看,就出現了斷層。
          這個斷層是很現實的。現在中國所謂的最低工資,等于是美國最低工資的1/15。沒有任何證據說中國的工人不如美國的工人,沒有任何爭議說美國的生產力高于中國生產力15倍。我的朋友在深圳開廠也在墨西哥開廠,他說中國工人的生產力等于墨西哥工人生產力的一倍半,所以我看不到美國工人生產力怎么能比中國工人生產力高那么多?但事實是,美國的最低工資比我們高14倍。也就是說,在制造行業方面,還有工資方面,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假如現在允許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再升值50%是很容易的事情。結果會怎樣?先進國家會把在座的各位提升上去,落后國家會把那些窮人拉下去,就會出現斷層了,沒得救了。所以,那些說貧富懸殊的人要看著這個斷層會不會出現,你在墨西哥就能很明顯地看到斷層,非常非常明顯。窮歸窮,富歸富,這條路不是中國要走的吧?你到現在美國的公園去看看,有好多人手上持著酒瓶、睡在公園的椅子上,做乞丐又不是,有福利可以領。不要整天看到美國富裕的一面,很多窮得不得了的人,比中國農民窮很多很多。他們能到政府領救濟金,這些還沒算在失業率里面,這就是斷層。如果中國出現這個斷層,那就麻煩了。
          我們回看中國的情況,斷層還沒有出現。但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么集體協商,這個斷層就會實現。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理論,任何從事保護勞動力的東西,都是會約束競爭的。比如說,我這個工廠有工會,怎樣集體協商工資該多少?講好以后,外面有一個人要來打工,他說便宜點,這是不能被允許的。不是老板不允許,是工人們不允許他收低工資。
          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老電影說的那些事,不是假的。木工多少錢一小時?不是只有你會做木匠,你收少一點工資我不讓你做,學都不讓你學。他們人口這么少,都搞得烏煙瘴氣。如果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怎么辦?

          要交給縣政府去管

          “有這么好的縣級競爭制度存在,為什么不利用,為什么還要抓住大權?該放就要放。”
          中國最重要的是開放金融。如果開放金融,上海房地產還有得升。中國內地開放金融,沒有理由不勝過中國香港的,而且會勝很多。
          首先,上海的地點比香港好,因為太陽(時差)在上海比香港早升一個小時,這一點很重要。股市早開一個小時,晚開的就沒得做了。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太陽早升一個小時,芝加哥的股市就搞不來了。
          第二,中國內地的青年很厲害,人才很多。上海5000元請一個年輕人,在香港則需要2萬元。
          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地方想要變成金融中心,其貨幣一定要有“面目”的。而港元是沒有什么“面目”的。英鎊有“面目”,所以到今天英鎊還是很強的。但現在我們人民幣開始有“面目”,我說最重要的是人民幣要印上幾個英文字,要印500元的幣值,擺幾個英文字,沒有英文字怎么能走向國際呢?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我說。
          但是,中國現在有幾個方面做得不好。第一,金融方面做得不好。有個大問題——中央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有很多事情他們不應該管的。比如說,有的東西應該交給縣政府去管的。中國的地方政府很多干部都是很能干的,他們都像做生意一樣來做的,為什么不交給他們處理?勞動法為什么不讓每個縣決定要不要做?有這么好的縣級競爭制度存在,為什么不利用,為什么還要抓住大權?該放就要放。我非常欣賞很多縣級、市級的干部。香港的所謂公務員們,我很多都很熟。老實說,內地的干部要比香港的高明得多,上海的都是很厲害的。
          中國發展最好的時候,地方上干部的權力是很大的,不然怎么可能發展得這么快?如果各縣各自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你有最低工資,我沒有最低工資,你的工人都跑到我這里來的話,那就無話可說了。為什么不利用這樣的縣級競爭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真的,我要批評北京的經濟學者。經濟學者是不能改進社會的,我們念了這么多年的經濟學,從事研究不是為了改進社會的,我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解釋、要推斷——如果這么做,局勢會如此,會有怎樣的效果;假如那么做,又會有怎樣的效果。這是我們經濟學的本分。
          看到新勞動法一推行出來,我整個人就跳起來,我說發神經了?這么做,會有不良效果。但你看看北京所謂的智囊言論,我沒有看到任何可取的解釋。他們到底在做什么?經濟學者要拿分析出來,但我看不到任何算得上有學問的解釋。
          1000年前,中國毫無疑問是地球上最強的國家,有很多種不同的古跡。據說,當年地球上八成的財富都在中國,我認為這一點不太可能。我的朋友××也是拿了諾貝爾獎,但他對經濟學好像不太懂。他推斷30年后,世界上45%的財富會在中國,這點對不對?也有問題的。中國倒霉了200年是肯定的——(清朝)乾隆之后就開始走下坡。到了17世紀中期,中國和歐洲相比是在走下坡路。主要的關鍵問題是,在一個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國家中,沒有科技和工業的發展,管理制度是靠倫理治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是一個好的辦法,因為成本低。司法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到了100多年前,歐洲開始工業發展,因為工廠開始了。成千上萬的產品在工廠生產出來,所謂的流水作業,可以增加很多生產力。當工業引進中國的時候,家庭就要離鄉背井,工人要去工廠做事,舊的管理制度就要瓦解了,需要引進新的法治制度。這個過程是非常困難的事,是天翻地覆的。從太平天國到現在的150年間,中國天翻地覆。但中國現在大致上是過了這一關的。
          所以,現在是向前看,有樂觀的理由。我當時說過,在金融貨幣處理方面,在勞工方面,政府管得太多,有很多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怎么看?中國的主要資源就是人多,你們不要小看這個資源,我們是聰明的人,天生刻苦耐勞,我們有幾千年深厚的文化。
          我個人看來,20年以后,假如中國經濟實力達不到10個日本那就是很失敗了。因為日本的經濟政策也錯了很多,但中國在20年之后應該可以達到10個日本的經濟實力,這不是困難的事情,除非走錯很多路。中國的人口剛好是日本人口的10倍,土地大概是日本土地的32倍,雖然很多土地是不能用的,但可用的土地比日本大不止10倍。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中國傳過去的,中國的文化要比日本純、比日本厚。人的智商不比日本人低,唯一落后的方面就是科技方面,但這些可以學的。
          日本走錯了兩步大棋:第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地價急升,升得太高;二是允許日元升值。所以,現在日本人的投資都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我個人看呢,你不要以美元來算,以實質的經濟收入來算,中國應該能達到10個日本的經濟實力。20世紀70年代,一個日本就搞得世界大亂。如果有10個日本那么厲害的國家走出來,這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相信自己的本領,不要完全聽海歸派的建議,最好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要聽,連我的話也不要聽。因為北京有很多人其實做得很好的。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那么容易了。比如說對房地產的處理,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增加房屋的土地供應。因為現在那些商住用途的土地,比工業用地、農業用地貴很多倍。就是說,他們不應該學中國香港搞高地價政策,一方面從事高地價政策,另外一方面打壓樓市,提出各種各樣的稅,這之間是相互矛盾的。
          但我還是看好中國,因為日本當年做錯了,比現在中國做錯得還要嚴重得多。所以,我認為20年后中國擁有10個日本的實力,這是很應該的事情,謝謝各位。
          (本文根據張五常在中國平安財富論壇上所作的主題演講《話說天下大勢》的速記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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