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本質是信用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美國信用評級模式的種種弊端，不僅給世界各國參與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重構、推動國際評級新秩序的建立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中國建立獨立自主的信用評級體系、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創造了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
對全球信用評級模式的反思與借鑒
國際信用評級行業經過一百年的發展，至今已形成以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為主導的國際資本市場。美國既是信用評級業的發源地，也是全球信用評級的標準建立者和技術開拓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了美國評級模式的弊端，凸顯了在金融衍生品等新型評級產品和主權評級領域的突出問題。2009年4月倫敦的G20峰會就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監管已形成國際共識，但在全球層面的監管體系尚未建立、美國控制國際評級信用體系的格局和模式一時間還不能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一些國家正在探索如何構建真正能夠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的評級模式。中國的發展既需要一個安全的國際信用環境，更需要建立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
(一)對美國評級模式的反思
美國是一個信用高度社會化的國家，是世界信用關系的中樞，全球巨大的財富資金通過信用交易形式集中于美國，使美國獲得全球壟斷性信用霸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美國各類金融資產總規模已達61萬億美元(僅包括股票、債券和銀行資產三類傳統金融資產)，占全球金融資產的26.6%，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41.8%；美國在國際投
資 頭 寸 中 的 對 外 負 債 高
達20.4萬億美元；根據全球證券交易所聯合會提供的數據，2007年在美國本土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債券總額為70.6萬億美元，約占同期全球股票債券交易總額的55.1%。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猶如狂風暴雨般席卷美國國家信用體系，根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截至2010年5月底的數據統計，投資銀行全軍覆沒，270家商業銀行倒閉(在過去的2001-2006的五年間一共才有21家銀行倒閉)，大量實體企業破產，200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2.4%。英國中央銀行估算：自2007年以來，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損失可能在60--200萬億美元。
三大評級機構導演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損失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給世界各國敲響了警鐘，為什么發源于美國、具有百年歷史的信用評級機構竟成為國家信用體系的掘墓人？美國的評級模式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美國的評級模式是以評級機構之間的自由競爭為基本特征的評級模式，這種模式植根于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意識形態中，是以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和美國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做后盾，美國政府把評級機構作為一般市場，主體定位歸于新聞媒體類，允許其自由發布評級信息，鼓勵評級機構充分競爭，但卻忽視了信用評級的首要職責即社會公共責任，而是盲目相信評級機構會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實現技術進步，提升評級質量，因而導致監管嚴重缺失。
眾所周知，評級機構充分競爭導致的是級別和價格的競爭以及評級質量的普遍低下，最終形成了動搖美國金融體系的力量。據統計，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在所有的次級貸款MBS債券評級中，給予了大約75%的債券AAA的高等級、10%得到了AA、另外8%得了A、僅有7%被評為BBB或更低。經三大評級機構評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購買，特別是歐洲發達國家，于是將系統性風險擴散到了全世界。美國評級模式的弊端還蔓延到國際評級領域，表現為美國一國利益與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沖突。
三大評級機構在主權信用評級和跨國企業的評級中不是或不完全是從正確揭示信用風險的角度評價他國的國家、地區和企業信用風險，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通過金融手段攫取他國利益，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投資人利益的工具。例如三大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持續提升資本開放程度高的泰國等亞洲國家主權信用級別，風險暴露后又非理性的調低評級，進一步惡化了危機的形勢，加劇投資者恐慌，驅使資本大規模無序外流和主權利差上升，加大各國抗擊金融危機成本。再例如最近的希臘危機，美國三家評級機構積極策應高盛等美國金融機構對希臘債務危機的炒作，在2009年底和2010年先后大幅降低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造成希臘主權CDS價格飆升，高盛等從拋售希臘主權CDS中獲取豐厚的回報。由此可見信用評級沒有國際標準，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代表的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三大評級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所做研究，在1997-2002年期間，穆迪和標普在主權信用評級領域共有17次失敗，其中共同的錯誤就達14次之多。就中國而言，由于美國評級機構不顧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和外匯實力快速提高的事實，長期壓低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損害了中國國家和企業在海外的信用形象，增加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融資成本和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當今社會有兩大超級權力機構，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和穆迪評級。
金融危機發生后，三大評級機構飽受指責，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更加高漲。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美國眾參兩院先后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該法案對信用評級機構利益沖突的披露和管理、防止壟斷、增加透明度和公開性等方面做出了更為詳細和嚴格的規定。目前這個法規正在等待兩院消除分歧最后通過和總統簽署。
(二)對其他國家信用評級業發展模式的考察與借鑒
其他國家信用評級業大都起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國家的評級業在發展中都面臨著如何對待美國評級機構在本國的擴張問題。亞洲一些國家和俄羅斯普遍認識到了信用評級業的獨立發展對本國金融主權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意義，因而他們建立的評級模式實質是國家支持下的有限競爭模式，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大力培育本土評級機構，以期掌握本國的評級話語權。
1、歐盟
歐洲的信用評級起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歐洲金融管制的放松，跨國投資行為增加，歐洲信用評級的需求開始增長。但是歐洲各國未對評級市場的準入進行任何限制。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陸續于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在歐洲的主要金融中心設立了分支機構，并迅速在歐洲信用評級市場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強烈呼吁對信用評級機構加強監管，并在2009年11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法規》，就評級監管在歐盟層面的協調機制做出了規定，首次明確了監管機構、評級準入和具體的監管機制，主要是增加評級的透明度和防止利益沖突。2010年4月30日，歐盟宣布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從而擺脫長期以來歐洲的評級市場由美國三家機構占絕對優勢的局面，打破美國在國際評級領域的壟斷地位，這表明歐盟國家對國際評級話語權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更進一步，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歐盟已把加強監管評級機構提高到事關歐盟核心利益和歐元前途的認識上。
2、亞洲國家和俄羅斯
亞洲的信用評級行業起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意識到了掌握評級話語權對于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意義，因此通過制度構建著重培育本國評級機構對資本市場定價權的掌控能力，避免將本國處于起步階段的評級業完全推向市場，使本國評級機構處于被美國三家機構收購或擊垮的危險境地。他們采取的做法主要是嚴格控制外資進入評級領域并限制其控股比例、準入條件和評級范圍，這主要表現在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俄羅斯。例如，在日本，美國評級機構的市場占有率沒有超過20%，日本規定企業評級必須有一家本土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韓國雖因美國壓力最終不得不開放國內評級市場，但通過立法對國外評級公司的進入設置了許多技術性障礙——必須有三年以上在當地的評級歷史、擁有完備的當地企業數據庫、擁有必要的雇員等，否則不予認可評級資質；馬來西亞在2007年明確規定，只有債券以外幣發行才可以接受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意即以本幣發行則必須接受馬來西亞本土評級機構的評級；在俄羅斯，雖然因特法克斯評級公司是俄羅斯最早和最大的評級機構，但因其由穆迪控股意欲打入俄羅斯評級市場，監管機構一直不認可其評級資質。
在限制國外評級機構的同時，這些國家都注重培育本土有影響力的權威評級機構，使其具備內生資本的能力獲得技術上的不斷提升，從而能夠勝任揭示本國信用風險的職責，例如上述國家普遍都是培育1-2家本土的權威評級機構擁有評級市場的主導權。在評級組織建設的基礎上，大部分亞洲國家對評級業都有相應的監管制度，有些國家的監管法規還較為系統全面，如韓國、日本、印度等。印度是最早頒布對信用評級機構全面監管政策的國家之一，監管機構對信用評級公司監管的法律依據是1999年印度證券與交易局(SEBI)頒布并生效的《1999年SEBI(信用評級機構)法令》，該法令確定了信用評級機構的登記制度，并授予印度證券與交易局以很大的監管和處罰權力。韓國一直對信用評級機構實行嚴格的監管，其財政經濟部下屬的金融監管委員會是信用評級行業的政府主管部門，對于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依據四部法律，即《信用信息使用和保護法》、《信用信息使用和保護法執行令》、《信用信息企業監管規定》和《信用信息企業授權和特許經營指南》。
與這些亞洲國家相比，中國在如何建立體現信用經濟本質要求和適合國情的中國評級模式方面尚缺乏戰略思考，并對信用評級的特殊性缺乏系統的認識，以至于對這樣一個影響本國金融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行業重視不足，造成評級體系的現狀存在嚴重缺陷，打破現有的信用評級模式，迫在眉睫。
信用社會化加速發展凸顯建立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體系的緊迫性
(一)信用社會化的加速發展呼喚健全的信用評級服務
金融危機的本質是信用危機，化解信用危機的關鍵是要構建合理、科學的信用評級辦法，更為準確的向投資者揭示債務人的信用風險程度，從根本上解決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以維護社會信用關系的穩定。中國經濟社會正在快速地跨入一個信用時代，信用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基石。信息的廣泛使用使其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力日益增大。
從國內看，中國信用經濟發展的特殊國情凸顯了準確揭示信用風險的重要性。我國正在加快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切實改善融資結構，實現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均衡發展，提升金融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能力。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我國的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規模占非金融機構總融資規模的比重，從2003年的4.0%上升到2007年的最高值26.2%.由于直接融資完全是依賴企業的信用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因此信用評級的標準、質量和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金融戰略的成敗。此外對于眾多尚無能力建立內部評級體系的商業銀行，采用外部評級是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和降低信貸風險控制成本的有效途徑。信用經濟的大發展是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基礎性力量，任何在信用風險監控上的失誤都有可能葬送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
從國際看，我國的對外投融資行為需要信用評級來指引全球信用風險，確保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正當利益得到應有的維護。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官方外匯儲備規模最大的國家，外匯儲備超過2.4萬億美元，下一步隨著資本市場的逐漸放開，我國將向民間債權國性質轉變，大量的國際投資，無論是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還是其他投資都需要有及時準確的信用評級信息做指引。另外，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將使我國逐漸發展為國際重要的金融中心，如果我們不未雨綢繆，發展本土評級機構進入這個新的國際評級市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金融市場定價權將拱手讓人。以及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同樣需要中國的信用評級機構提供可靠的風險信息給予指導，并對中國企業的信用水平做出客觀的評價，避免企業因此付出不必要的投融資成本。
(二)我國目前的信用評級運作方式存在重大缺陷無法充分及時揭示信用風險
我國信用評級業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嚴重問題，信用評級模式的重大缺陷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無法回避的問題。
第一，信用評級業的運作方法仿照美國模式，弊端重重。這主要表現在評級機構之間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謀求生存和發展，無法保障評級機構在發生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時，以公共利益為重。我國評級機構的定位與美國一樣是依靠市場調節的競爭主體，而且評級準入門檻低，評級機構眾多，在市場容量有限的情況下，競爭機制使信用級別買賣公開化。向受評對象收費的評級收費模式把評級機構與受評對象利益結合起來，增加了評級風險。企業通過要求評級機構預評級來逆向選擇，促使各評級機構之間不得已展開了給予高級別的競爭。在這樣的機制下，評級機構沒有太多的動力通過提高評級技術來準確揭示風險，而是集中在為爭奪市場競相掩蓋風險上。信用評級作為金融市場的風險預警機制和重要的金融監管工具，如果無法客觀反映風險，將影響政府對金融風險判斷的準確性，削弱國家通過金融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
第二，國家缺乏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系統規劃，法規缺失，監管無力。我國在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建設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幾個部門規章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做出簡單規范，但是層級太低，權威性差，明顯落后于實踐。監管多頭負責，政出多門，浪費資源，還造成了監管的重疊與監管真空，實際的結果是沒有一個監管機構有權力和能力從全局的角度規劃中國信用評級業的架構，統籌協調整個信用信息服務業的發展。這些問題與評級競爭相結合進一步擴大了我國評級行業的缺陷。
第三，評級市場被美國機構主導，嚴重威脅我國金融主權。2006年以來，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在很短的時間里，他們通過收購中資評級公司控制了我國2/3以上的評級市場，使我國正在喪失對本國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更為嚴重的是，美國評級機構已深入至國家經濟技術安全的領域，在我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包括政府、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國有企業和軍工背景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的評級，進而掌握我國國家發展規劃、各種重大商業機密和軍事科技狀況，我國的經濟和技術信息、甚至一些國防技術信息對外暴露無遺，這將危及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和發展戰略的實施，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在當前監管無力、法規缺失、惡性競爭和美國機構主導市場的背景下，中國信用評級業難以承擔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賦予的責任，嚴重制約了國家金融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分析其因，主要是由于在我國信用評級體系初創時期，缺乏相關經驗和前瞻意識，從而產生了盲目崇拜美國評級模式的心理；同時，對評級體系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對信用評級的本質理解不深，把評級作為一般金融中介服務，使植入市場機制的評級體系越來越背離公眾利益。
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預示著未來的十年將是中國金融體系獲得大發展并取得重要國際地位的關鍵時期，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包括信用評級體系只有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道路，才能展示更強的生命力和競爭優勢，既能夠維護本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又有助于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建。
中國選擇信用評級模式應遵循的基本規律
中國信用評級體系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既要包括信用評級機構模式的創新，這是信用評級的主體；也要包括信用評級管理模式的創新，這是確保信用評級業健康發展的關鍵；還要包括信用評級標準建設的創新，這是信用評級能夠發揮作用的技術保障，最終整個信用評級體系的創新要歸結到建立能夠有效揭示信用風險的體制和機制上來。從全球和我國信用評級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可總結出在創新中應遵循的最基本規律：國家必須將社會信用風險的系統管理納入國家管理職能范圍。
以信用關系的不斷擴張為主要驅動力的信用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是我國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信用經濟的大發展與信用風險管理的滯后形成明顯的矛盾，必須將信用風險的系統管理納入國家管理職能范圍。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創新的增多使貨幣政策的調節作用下降，央行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信用擴張的規模和速度，但是，信用風險上升的趨勢無法得到應有的解決。另一方面，僅僅依賴市場自身創造的機制，來解決信用風險不對稱問題也被證明是弊大于利的。因此政府不可缺位，國家必須運用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全面和科學的管控信用風險。
長期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中多次將信用體系建設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信用評級作為信用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內容，在揭示信用風險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必須對此加以全面的管理。另外，經過十多年的探索，我們對信用評級業的認識已經逐步成熟，一些基本達成共識的管理思路應當上升到法律層面。
(一)、信用評級監管的統一性和科學性。對信用評級行業的國家監管應貫徹統一和科學的原則。統一是指應明確統一的監管機構，使其從全局出發謀劃信用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制定切實可行的信用信息發展規劃；使其從信用評級業的使命和行業規律出發，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組織原則、評級標準、服務和收費方式等涉及信用評級業發展的各個方面做出系統的規劃。統一監管可以避免推諉和扯皮，便于明確責任和確立長遠目標。科學是指政府在履行監管職能時要服從國家的法律法規，遵循信用經濟和信用評級業的客觀發展規律，不斷的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使政府對信用評級的管理不落后于信用信息服務業健康發展的現實需要，更不能成為發展的桎梏。
(二)、信用評級機構的首要責任是公共責任。明確信用評級機構的首要責任是公共責任，避免利益沖突對評級獨立性和公正性的干擾是整個評級業改革的核心所在。為了確保評級機構能夠忠實的履行公共責任，不能僅將其作為一般的道德要求，更應當體現在制度約束上，關鍵就是要解決好評級競爭和盈利模式的問題。為此國外的一些評級監管法規值得借鑒，例如建立完善的評級行為指引，引入雙評級制度、評級信息的定期披露和加強評級監管等。我們需要在借鑒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所創新，例如在收費模式上既反映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又強調政府在收費方面的管理職能，可在政府召開聽證會上，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價格標準，并由政府代收評級費用等，總之使評級機構的收入來源更為獨立、更有保障；又如可采取由國家召集各評級機構研討評級技術等方式，建立一種鼓勵在各評級機構間展開評級技術競爭的機制，督促其不斷改進評級標準等等。
(三)、培育自主品牌的權威評級機構，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信用評級是事關國家金融主權的特殊行業，該行業的對外開放必須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國外評級機構的引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技術交流，學習借鑒的作用，對于提升本國評級機構的技術水平有所幫助。但是如果國外的評級機構占據了本國評級市場的大多數份額，將使本國喪失評級話語權、資本市場的定價權，阻礙我國金融發展戰略的順利實現。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擁有自主品牌的權威評級機構，從而有效的識別本國的信用風險，并代表本國參與國際評級話語權的競爭。鑒于評級行業是全面掌握國家信用風險信息的行業，自主品牌評級機構應是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影響的機構，因為任何與外國評級機構的合資和合作都有可能使關系國家安全的信息外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鼓勵本國評級機構的發展，使它們成為評級市場的主力軍，維護本國的經濟安全和金融主權。黨中央決定加快發展國內債券市場的戰略為培育權威的本國信用評級機構創造了歷史的機遇。
(四)、保障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加強政府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管理絕不是讓政府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評級機構的評級實踐，要處理好評級監管與評級機構獨立性之間的關系。簽于信用評級的專業性很強，需要持續的科研投入，政府作為行政管理機關不具備評級的技術能力，并且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在涉及大量國有控股或參股企業的評級時會存在利益沖突，因此政府的角色是當好裁判員，而不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它的重要職能體現在從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角度對信用評級行業進行長期規劃，研究信用評級業的發展規律，制定法律法規，對評級機構的組織原則、人員素質、技術能力、評級行為規范給予系統、持續和科學的管理。而在具體的評級業務上必須堅持評級機構的獨立性。評級機構只有具備獨立、客觀的立場，既避免來自受評主體和投資人的不當干擾，也免于政府對具體評級結果的直接干預，才能專注于對信用風險的充分揭示，起到應有的作用。
總之，中國信用評級模式的創新必須符合科學規律和我國自主發展的客觀要求，要以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體制為根本，堅持國家統籌規劃與發揮市場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相結合，通過體制和機制的創新將信用評級的正面作用發揮到最大限度，將評級競爭的弊端限制在最小范圍，既不能放任不管，也要防止統得過死；在對待引入國外評級機構的問題上，既要承認其對于促進我國信用評級業技術競爭的潛在作用，也要以不損害國家的核心利益為前提，更要看到擁有本國的權威信用評級機構對于維護本國的金融安全、爭取國際金融話語權和實現國家金融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
人類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信用危機，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必須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加快推進信用評級體系的創新，這既是維護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的需要，也是對人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