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最新一期于10月15日召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作了題為“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主題演講。易綱在演講中通過對比中西方的研究方法，指出了中國學術界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只有提升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才能保證中國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的民族復興。

    中西邏輯思維迥異

    易綱的報告從一個例子講起。今年3月4號全國人大召開的前一天，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曾有過一句話叫：“推進稅費改革，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實行單邊征收。”發布會召開一個半小時后，海外兩個非常著名、權威的新聞媒體都對此做了一個不實的新聞報道，稱中國將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并實行單邊征收制度。而事實上，這個新聞發言人說的話是指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指的是2008年4月24號，中國證券交易的印花稅由千分之三下調到千分之一，2008年9月19號由雙邊征收改為單邊征收。國外媒體之所以出現這個錯誤，是因為中西方語言上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中文沒有時態，分不出過去時和將來時。
    中文的優點在于，有利于照相記憶。根據研究結果，在相同時間內用中文書寫的信息會被更多的記憶。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手機短信如此受歡迎的一大原因。中文可以用很短的文字，表述很多的信息。所以中國人用短信的頻率要遠遠超過外國人。
    但是更要看到中文不如西方文字的地方。最大的問題是多年來文字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語不統一。從國際上看，意大利文形成于距今700多年前，當時拉丁文的中心在羅馬，但是偉大的文學家但丁卻極力主張用意大利文代替拉丁文。但丁用意大利老百姓日常說的土語來代替原先歐洲的高級知識分子才說才寫的拉丁文，這樣就極大地普及了當地老百姓說的普通話。
    英文也是如此。英文在六、七百年以前只是倫敦附近的方言，當時叫做中部土語。通過數位英國偉大的文學家和神學家大力普及和規范，才得以形成。至于法文，則更是一種非常嚴謹的文字。
    但是中國的文字和老百姓日常語言什么時候才統一起來的呢？是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以后。從1919年開始算，到現在才剛剛90年。雖然中國古人已經有很多很好的白話文著作，如《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石壕吏》、《水滸傳》、《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等等，但是中國直到近代，才有系統的語法，直到近代才開始系統地從語法的意義上用標點符號。
    長期以來，中國人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有很多的著作和知識分子，不愿意把話講明白，講準確。比如說宋朝時出的《三字經》中有句話叫“明句讀”。就不發明標點符號，而是讓知識分子湊到一起比，誰能完成斷句過程，我能斷句，你不能斷句，我比你學問大，我就笑話你這個不能斷句的，他們并沒有考慮把這個文字寫得更簡單，讓人家一讀就懂。但是西方的教材，則是想盡辦法讓讀者讀懂，把事情說得越明白越好。于是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頭，文明就不能穿透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說它不愿意穿透普通的老百姓。這使得我們的文明雖然這么偉大，但在幾千年來都是一個精英的文明，真正的中國老百姓懂得的很少。于是在魯迅先生以及很多中國的文學家筆下，以前的中國人就是渾渾噩噩的，沒有是非觀念。所以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話寫明白，在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時候，語言要準確。
    不僅如此，中文的動詞沒有時態，要靠副詞，或者靠從句來說明是什么時間發生的。中文的名詞沒有陰性、陽性、單數、復數，也沒有在主語和賓語位置上的變化，格的變化。而動詞的時態，名詞的性和單復數，還有語言中格的變化，則反映了思維的嚴謹性。所以，把外國著作翻譯成中文，由于語言或者說是思維嚴謹性的問題，就會失去一些信息。
    之所以說語言，是因為文字實際上是跟抽象思維和抽象概念連在一起的。中文簡潔、美麗，擅長于寫大寫意，講大道理。于是《道德經》、《論語》，把天下所有的哲學問題全都回答完了，孔孟老莊把天下人間哲學意義上的道理基本上講透了。但是，中國人推理的能力弱，缺少形式邏輯。長于歸納而短于邏輯的推理和演繹。
    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墨子、荀子是有過形式邏輯的初步體系的。比如說《墨經》，對邏輯有過比較系統的論述。《墨經》說的大故就是充分條件，故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小故近似于必要條件，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但是后來，戰國時期的所謂名家，公孫龍等等，好爭辯，同時在爭辯的過程中發展了一套詭辯術，以把對方辯糊涂為樂趣。這就搞垮了形式邏輯體系，使其在中國始終處于停滯的狀態。
    所以，中國人比較重視剖析個案，得講一個故事才信，但是如果你告訴他這幾件事的邏輯關系和邏輯推理的必然結果，不一定能夠說服他。我在政策方面做了這么多年，深有體會。你要想使得一個政策能夠通過，你是用邏輯的方法來說服人，還是用講故事，重局部經驗，解剖麻雀個案的方法來說服人呢？這個在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別。所以中國人重視調查研究，強調眼見為實。然而，實際上我們眼見的都是事物的表象，并不一定是這個事物的實質，換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有可能就不一樣了。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靠的不是重視個案經驗，而是推理。劉備三顧茅廬的時候，諸葛亮才20多歲，懂什么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打過多少仗，領導過誰？怎么就已經知天下事了呢？唯一能解釋的是諸葛亮研究古書，研究歷史，然后用邏輯的力量，做出了預測，做出了分析和判斷。

    國人的研究方法存在五大問題

    易綱之所以談到語言的中西方對比，進而談到形式邏輯的中西方對比，主要是為了歸納出中國目前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問題跟我們的文化是有關的。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學生，見大不見小，都愿意研究大問題。“我去講課，人家都問我貨幣政策的問題，問我匯率利率的問題。大家都關心宏觀經濟的問題，但是大家在關心這些大問題的時候，缺少邏輯框架，他不知道大問題和變量之間的關系，不注意那個框架，就愿意重視那個結論。說這是陰謀論，這是貨幣戰爭，我們喜歡用一個最高的概括，用一個最宏觀的框架來解釋一個現象。”易綱說，這跟我們的老師有關。因為老師對具體問題和真實的情況也不懂，也只能講大問題。但是一到真正的具體問題，比如說債券、股票、衍生產品，利率、收益率局限等等，說到市場的操作了，那只有真的干過，或者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著造詣的人才能把它們說清楚。實際上，由于有了市場經濟，使得中國人已經越來越務實。因為做買賣的人要真賺錢，在市場上取勝，不能靠忽悠。浙江人辦事，就很扎實。你們要是能夠碰到一個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他就會告訴你奧巴馬得諾貝爾獎是怎么回事，美國打伊拉克是怎么回事，最后阿富汗又出了什么問題了，他就是在關心國家大事。但是只有少數人能以關心國家大事為生，大多數人還是要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專業，這樣將來才能夠在市場上有價值。
    我們研究中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自以為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我們研究的成果，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獻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貢獻。我們現在的書太多了。你拿出一本書來，尤其是經濟問題的書，翻開看，看不清楚這本書的作者他寫的這些東西，有哪些是前人的東西，有哪些是新貢獻。這就失去了學術進步的基礎。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文獻中有的，才知道你研究這個問題的增加值在哪兒。或者你就是普及，就是要把一個題目比別人講得更清楚，這也是一個貢獻。
    我們研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濫用參考書目。我們在參考書目上常犯這么一個毛病：信洋人不信國人。參考書目，拿洋人經典的文章和著作嚇唬人。把經典的文章都羅列在那兒充門面。實際上洋人得諾貝爾獎的文獻跟文章本身沒多大關系。而且洋人研究的東西，也許有一些中國人也研究過，但是作者連提都不提。我們這兒的文化是文人相輕，不愿意引用國內別人的東西，明明知道這個教授有這個結果，那個教授有那個結果，他不仔細研究別人的東西。洋人的文獻名氣大，他都羅列在那兒，充門面，他完全不知道為什么要有參考書目，跟文章的關系是什么。實際上按照學術的要求，你最好是把文獻中跟你這個文章，或者這個論文最有關的那些參考書列下來，你在文章中應該表述出你用的是這個經典文獻的哪一個結論，能夠把你的論文和經典文獻聯系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壞的風氣。
    另外，現在出版太容易了，誰都可以寫書，誰都可以出版。導致我們現在的出版物，在質量上比較低。出版物質量低就會毒害年輕人，年輕人一到書店，不知道哪個好，哪個壞，魚龍混雜，分不清好壞。他要是運氣不好，遇見幾本爛書可能會受不好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定義不清，不講邏輯，爭論情緒化。我們研究都要有一個定義，要有一個研究的起點。定義是討論的基礎，定義一樣才有共同語言。然而，我們有很多非常情緒化的爭論，由于定義不清，看著爭論挺激烈，實際說的完全是兩碼事，各講各的道理。比如說我們關于醫療體系改革的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但是對公益性，沒有定義，最接近的概念是公眾產品。對外部性、信息不對稱都沒有很好的定義，導致這個爭論不太有意義。

    破解“李約瑟之謎”

    所謂“李約瑟之謎”，是指中國古代有眾多發明，但是為什么中國后來落后了，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這是李約瑟在科學史上，系統研究了中國在歷史上的發明和科學上的貢獻以后提出來的問題。
    在易綱看來，原因有三個：
    首先，是語言問題，中國的文字具有模糊性。他說，我們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發明，但這些偉大的發明有很多沒有記載清楚，時間長了就失傳了。由于我們語言不夠精確，記載得不夠細致，很多說得很神奇，但是沒有對這個神奇東西的精確描述，使得你無法判斷這個神奇在科學上到底達到了何種成就。比如說我們歷史上有很多關于工學的著作。特別是宋朝，有很多非常系統的工學著作。但是這些工學著作，描述不夠精確，總得靠感覺。有的建造結構非常神奇，到現在也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但由于記載不夠精細，不夠準確，使得我們無法判斷當時是不是掌握了這種技術。我們的語言，比如沒有單數、復數，就造成了很多的歧義。如韓國的前總統跳崖自殺，中文的報道說不明白有幾個警衛，而英文報道有單數、復數，就可以說清楚是一個警衛給他拿煙去，這時候前總統就跳崖了。很多歷史之謎都是因為沒有單數、復數導致的，這是語言上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文人的習慣。文人只愿意記最重要的。什么事最重要？皇上的事最重要，朝廷的事最重要。怎么科學地建一個房子，這些是雕蟲小技，很多大學者們不屑記載這些，更別說非常細致地記載下來。中文的菜譜，常說鹽少許，醬油少許。而用英文，這個菜單就是鹽幾克，或是湯勺一小勺。我們不屑把許多事情寫得非常嚴謹，認為那只是小事，不屑記載。所以歷史上我們雖然有很多非常聰明的工匠，在力學、建筑學等學科可能已經達到了某種高度，但是由于文人們不屑記載這個，最終就失傳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形式邏輯體系的缺乏，特別是演繹推理能力的缺乏。我們不善于，或者我們沒有這個訓練和這個體系，做這個推理，這是一個重大的缺失。如果你沒有受過形式邏輯最基本的訓練，你沒有一個比較近似于科學方法論的東西，就只能停留在對事物認識模模糊糊的階段。在2000年以前，發明都江堰是先進生產力，但是如果你沒有形式邏輯，那就會使得你這個東西很難推廣，很難重復。這不是科學，只能算一次性發生的事件。形式邏輯的缺乏，形式推理、演繹體系的缺乏是我們一個致命的缺點。
    第四個原因，則是封建專制。學者為什么不愿意把話說明白呢？因為封建專制搞文字獄，把話說明白了以后非常麻煩。所以我們的老百姓說的普通的生活中的語言，跟寫出的文言文大不一樣。

    提升民族素質保證民族振興

    談到這些方法論上的問題，易綱是希望國人能夠深刻認識這些問題，努力提高民族素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的民族復興。
    易綱說，現代科技發達，互聯網、出版物非常便宜，電視和大眾媒體已經給了我們能夠把中華文明傳承的精華穿透給中國老百姓的客觀條件，但是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我們的知識分子，都有責任來盡我們的微薄之力，把我們自己那塊具體工作做好，在我們能力的范圍內，能夠傳承、介紹、發揚偉大中華文明的這些精華。這樣就可能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使得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和文明的素質有一個大的提高。我們說中國什么時候能趕上美國，什么時候能變成世界第一，人民幣什么時候可兌換，什么時候能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簡單的回答就是中華民族老百姓的文明程度普遍提高的時候。如果老百姓還是文明程度不高，到處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現象，不守法的現象，那么中國即便是在有些指標上一時達到了一個高度，也長久不了，要摔下來。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不服你，因為你的文化，你的核心價值沒有吸引力。只有你的整體文明程度提高了，你的民族的核心價值才有希望向全世界推廣。
    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易綱說，我們現在建設得這么快，經濟增長得這么好，但是到處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現象。比如說有個農民工因為要施工換牌匾，就用電焊槍對著附近一顆生長了100多年的樹噴火，完全沒想到這棵樹可能會值多少錢。又比如他在朝陽公園看到有人種樹，工具不順手，就把工具在行走的盲道上敲擊，一下子就敲壞了4塊盲道上的磚。他就沒考慮過換這幾塊磚需要多少錢，如果盲人在這個磚上摔一個跟頭，再進了醫院，那得多少錢。
    “我在日本一個朋友家里頭做客，趕巧了那天他們家空調壞了，打電話叫人來修空調，約的三點。日本工人整三點敲門，問可以進來嗎？進來以后，套上鞋套，到他們家空調那先從小包里拿出一塊布鋪上，然后趴在地上修理了半個鐘頭。在修空調過程中，一些碎屑掉下來，工人把碎屑完全放在他的布里頭，再從包里面掏出一個小掃帚和一個簸箕，把空調底下用小掃帚掃干凈，再倒入他的布里頭，再給你鞠兩個躬走了。”易綱說，中國雖然是一個以9%-10%的速度增長了30年的國度，但是如果看細節的話，我們的文明程度還遠遠不夠。
    最后，他表示：“總之我希望我們都能夠一起發揚傳承偉大的中華文明，提高我們的文明程度，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可持續，只有這樣，中國富了，中國強了，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才能具有吸引力，外國人才愿意接受我們的價值觀。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和平地、可持續地屹立在世界上。”

易綱簡介

    易綱，男，1958年出生，經濟學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先后擔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獲終身教職；1994年回國，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1997年至200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2002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正司局級)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2004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期間：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黨委書記、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09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現場答問]

    科學決策離不開科學的測算方法

    ●問：今天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公布了，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會覺得國際收支平衡是向好的。你講的東西方研究方法不同，那么用西方的思維來看，還會看到一些什么不一樣的？

    ●答：很多經濟學分析的方法，應當是普遍使用的。只不過剛才我說了，中國有一些自身文化、歷史、政治和人文的特點。剛才你說到的國際收支，今年我們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有所收斂，這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中國的進口和出口都下降了20%左右，順差也和去年同比減少了20%多。解釋起來可以從危機的角度，從全世界供給和需求的高度，從經濟復蘇的高度來對你觀察的國際收支順差下降這一個客觀的現象，做出一個經濟學的介紹。

    ●問：中國人在思維、邏輯這方面存在不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專制，統治階級故意這么做，有意識不讓民眾知道更多的道理。現在要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利弊何在？

    ●答：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國家文化的優點。為什么中國經濟這么強？其實我覺得說到底就是因為中國人勤勞、能吃苦、愿意工作。中國人訓練成本比較低，給他激勵以后他就會去工作。在非洲修路，在非洲做建筑，哪個國家也不行，就是中國行。中國人你給他加班費，他可以一個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時。外國人你給他多少錢，他該休假也要休假，他也要過周末，他掙一點錢以后就要去休閑。所以中國的優勢就是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然后每個人力資源，不管他的教育程度如何，在一定的激勵機制下都可以努力地去工作。這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力。
    目前的互聯網和電視，提供了許多交流上的便利，提供了我們能發揚中華文明精華，并且把這種文明穿透中國大眾的客觀條件。但這只是一個客觀的條件，如果我們知識分子不作為，這個過程會很漫長，雖然最終中國的文明程度也會一點點提高。但是我覺得中國通過30年改革開放，可以一代人就把國力提升到相當強。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大大提高民族的文明程度。而這個文明程度的提高，需要把很多的事說明白。用老百姓懂的語言說明白說透徹，讓一般的老百姓接受。
    至于說利弊，你可以分析。我的感覺，讓老百姓知情有利有弊，但是是利大于弊，是有利于穩定的，有利于我們國家持久的發展的。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個公民都向你的家人，向你的同學、親戚、朋友，在各種場合傳播文明。如果我們這樣做的人越來越多的話，中國的面貌就會不一樣。

    ●問：你剛才說的論證要基于嚴密的邏輯和大樣本的事實，這很費勁。一個這樣思考的人想問題比別人慢，但是不受邏輯和事實約定的論證可以很快，聲音也可以很大，可以得到很多聽眾。當這些聽眾沒有判別能力的時候，可能是劣勝優汰。這樣的情況下，你提倡的科學精神，怎么才能夠發揚起來？

    ●答：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有的時候，我也相當地悲觀，我會有和你同樣的感覺。但是我想，首先我們要耐心，我們要以平常心來對待我們目前的環境，我們目前的環境，沒有根據的結論可以說的很快，可以說的聲音很大，而你要是做一個科學的研究的話，你卻可能會處在被動的位置。我們應該相信時間，慢慢可以有一些記錄的存在，這種記錄，首先會在學術上慢慢建立體系。我發現，現在中國的經濟熱中，出現了各類的經濟學家，他們面對非專業的大眾受眾，有些說法講的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在一些專業的圈子里頭，這種現象已經開始扭轉。比如說證券市場、國際衍生產品市場、石油市場、貴金屬市場。在這些圈子里，因為是真金白銀，記錄得非常全，是非、賺錢虧欠是很明顯的，小圈子的記錄已經建立起來了。當然，從小圈子到大眾，是一個很難的跨越。我希望有一些媒體可以率先來做這個記錄。做這個記錄以后，很多的人教育提高了以后，辨別是非的能力就會提高。
    但是我說在中國這會是一個很長，很痛苦的過程。因為科學永遠是少數人的事情。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的時候，可能只有他一個人，科學可不是投票決定的，真理也不是投票決定的。一個人在論述科學的時候，很可能是少數派，很可能是不得人心的，很可能是不迎合大眾口味的，但這并不能夠否定他的科學。我想慢慢他的受眾會越來越大。

    ●問：請您結合自身的體會，談一下搞學術和從政的不同？能否談一下學者從政的優勢和不足？

    ●答：我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學者，因為一個最好的學者，可能不會去做公務員。我這個人，應該這么說，比較不喜歡換工作。我只是博士畢業以后，在一個大學一直教了十幾年書，然后到北京大學，再到人民銀行，到現在為止也十幾年了。
    我是覺得中國這些年，發展這么快，政策、決策大家都可以評論。但是中國的成功背后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很多政策的設計，有很多政策的操作，是有一大批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從理念上、方法論上，還有從細節的執行上。
    其實學者也不一定都是只能說，不能做。從做學問到做政策，有很多要操作，像打仗一樣，要非常詳細地計劃，要考慮到從北京到省里，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從大商業銀行到小商業銀行，所有的傳導過程和每個細節。有的學者這方面的能力也是很強的，雖然我們中國學界和政界，商界和政界人員的交換，不像發達國家那么頻繁，那么順暢，交易成本要高一些。我們也會隨著中國的現代化，在某些領域，有科學方法論的人的優勢會越來越顯著。許多問題已經不是坐而論道能解決得了的，必須有一個非常科學的測算方法。從貨幣政策到社會保險，到醫療改革，實際上是要非常精細的科學研究才能夠設計好改革方案，并且能夠把這個改革方案以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執行下去。
    學者的缺點在什么地方？缺點在于可能有的時候，臉皮比較薄，做一件事要瞻前顧后，遇到挫折以后不能堅持。但是，現在干什么事都是一個團隊，很多大的實驗室，科學家也是一個團隊的領導者。假如說你心胸很狹窄，遇到挫折很郁悶，就會一蹶不振，甚至得抑郁癥。公務員就不會。但是代價就是如果你做了公務員，做學問的時間就比較少了。
    我能夠看出來，公務員現在對青年學生的吸引力，應該說不大不小。我是希望有很多具有科學方法論訓練的人能夠加入公務員的隊伍。由于公務員隊伍的特性和動員資源的能力，更多的受科學方法論訓練的人加入公務員以后，能夠大大提高公務員隊伍和政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