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一家非營利性消費者組織的調查報告披露，強生、幫寶適、好奇等嬰兒用品含有兩種致癌物質。幫寶適、好奇的生產商——寶潔、金佰利兩家公司表示，這些產品所含的微量化學物質都在安全標準以內，且都沒在中國大陸生產和銷售。強生公司也發表聲明稱，所涉物質含量均在安全限量內，過敏事件屬個案，與“涉毒”事件無關。

    目前，有關信息還未充分呈現，無法就此判斷強生產品存在安全問題，平撫消費者的擔憂和不安情緒，仍有待權威部門的明確意見。
    但現在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是，強生等嬰幼兒衛浴用品含毒的信息并非由政府監管部門發布，而是由一家民間組織發布。這樣的信息發布，不是攻擊，不是詆毀，而是依據合法合理途徑，表達訴求，爭取權益，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和推動公共服務發展。這一點見諸于這個組織科學嚴謹的調查過程之中，也見諸于相關企業并非惱羞成怒的聲明之中。這一點，正有助于我們在更大視野里審視中國的產品安全問題。
    從近年發生的一些產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監管很重要，但在每一個細小環節上，政府監管很難面面俱到，需要向社會借力。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國情有差別，但如何擺脫政府監管既疲憊又無力的處境，是現代國家都面臨的問題。公共管理的社會化程度需要提高，這不只在于政府如何去改變自身作為，也在于各種參與社會治理的力量作用發揮得如何。也就是說，需要有一種更加廣泛的公共治理機制，吸引多種力量參與，在政府監管出現缺漏的時候，使得社會仍然有一個補救機制。
    不只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國的產品質量檢驗和監督，都包括政府和民間兩個系統。這種制度安排的好處是，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存在問題，即使一套系統失效或者沒有及時啟動，另外一套系統還能繼續發揮作用。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開展合作，每一方都充當另一方的協作者和監督者，有更大的可能避免產品安全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對政府來說，為社會力量提供作為的空間是一種政治責任，體現的是對社會和公眾自我管理以及參與社會治理的信任。
    可靠的產品質量和有序的市場環境無法完全寄望于企業道德，需要政府的有力監管和社會的有效制約。大量民間消費者組織的存在，主動發布相關信息，會使企業感到無處不在的壓力和監督，從而不敢放松質量要求。應當說，民間組織和行政、司法系統一起，共同構成對企業道德的敦促。相對于行政系統覆蓋的有限性和司法系統的事后懲戒，民間組織的監督更加主動和具有前瞻性。
    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政府難以時時全能，良好的治理只能有賴于各種力量組合成一種社會治理的良性機制，互相配合，彌補不足。讓民間團體、群眾性自治組織以及其他社會力量有更多參與的渠道，有更大的作為空間，形成更加有效的社會預警機制，讓公民權益受到更加完善的保護，這是我們在等待強生事件更多信息發布的同時獲得的啟示，也是走出產品安全危機不可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