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規模經營必須以權利人能完整行使其權利為前提，這個權利人就是農戶。各級政府可以發揮引導作用，但也只能是引導作用，具體的制度則應當由農民自己設計。

    北京第一家土地專業合作社———“北京百合興盛土地專業合作社”，近日通過工商登記，嘗試一種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形態。合作社集中經營，農民成為股東享受保底分紅。（12月6日《新京報》）大體上看，這是一種尊重農民主體性的土地權利流轉形態。
    根據中央的文件精神，各地開始大張旗鼓地推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考察各地的試驗，最常見的形態是一些地方政府強令農民交出土地，由政府安排土地的規模經營。有的是政府把這些土地租賃給商業化企業經營，有的是進行宅基地換住房、合村并鎮等，用從農民手里集中來的土地進行商業性開發。還有一種形態是村集體收回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拿這些土地經營。
    在這些試驗中，農民的利益未必完全被忽視，農民或許也能得到一些好處。但這些試驗的根本問題在于，農民的主體性被忽視了。
    按照現有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土地的經營權是在農民手中的。而按照最新的政策，這種承包經營權的使用期限是“長久”的。因而，任何關于土地流轉的安排，其主體都是農民，且只能是農民。不經農戶同意，任何人和機構，包括村集體和地方政府，都無權以任何借口拿土地流轉。
    土地的規模經營必須以權利人能完整行使其權利為前提，這個權利人就是農戶。有些地方政府不管土地的權利配置，直奔規模經營的目標而去，結果就是濫用其強制性權力。當下，熱衷討論農地的規模經營，也不能忽視對地方政府的權力進行制約，對農民土地承包權利的維護。
    從目前透露出來的信息看，平谷這家土地合作社似乎是農民自愿成立的。各級政府雖然積極推動，但考察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支配土地的權利，仍然控制在參加合作社的農民手中。這樣的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大體上可以說是農民自己進行的，農民依然保持著控制權，推測起來，其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增進農民收入。
    這個合作社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不得而知。從原則上說，關于農村土地流轉，各級政府可以發揮引導作用，但也最多只是引導作用，具體的制度則應當由農民自己依法設計。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知識援助，比如提供一些備選的制度、提供相關法律咨詢，但惟有具有權利的人才有資格設計制度，農民也完全有能力設計出符合本地現實的土地流轉形式。
    考察過去二十多年的鄉村土地制度演變史就會發現，自從有了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后，農民就已經自發創造出了各種形式的土地承包權流轉形態。當然，農民也完全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不選擇土地流轉，拒絕規模經營，這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中一項不容置疑的權利。
    關于土地流轉，各地方政府應特別審慎。政府的正當職能是服務農民創新制度的活動，如果農民確實具有流轉土地的需要，并形成了流轉的新形態，政府就對其從政治、法律等角度進行考察，并予以認可，給予法律上的登記。鄉村社會的穩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鄉村穩定依賴農民對土地的穩定權利。因而，在土地流轉方面，政府要把握好權力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