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先生日前撰有《中國應允許創辦一萬家中小信貸公司》一文，其中論及：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矛盾是，國民儲蓄率世界第一，長期高達40%，資金嚴重剩余，但廣大中小企業資金嚴重短缺。我們應該像推廣當年大包干一樣允許全國創辦1萬家中小信貸公司。其意義有三：其一，立竿見影地擴大內需。假定兩年內全國開辦1萬家中小信貸公司，每家雇100人，就可以新增100萬個就業崗位，而這些就業人口大多是中低收入者，其消費轉化率非常高。其二，將在短期內將目前民間50%～80%的年借貸利率降低到15%～20%，使中小企業重現生機與活力。其三，隨著中國微觀活力再現，將重塑資本市場信心。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把許多人的目光引向了中國的農村金融。然而，在“農村金融熱”的當下，筆者要鄭重提醒全社會，農村金融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鑒于中國農業的效率極其低下，如果過度迷信和發展信用式的小額高息信貸，而不是大力發展大銀行的大額低息抵押貸款，農村金融的遍地開花將有可能不是農業、農民的福音，而反過來成為枷鎖，弄不好甚至會演變成與美國次貸危機相似的金融乃至社會危機！
　　現在的情形是，截至2007年末，全國有2868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機構，約占全國鄉鎮總數的7%。農村現有的金融機構，也大都成為抽走農村資金的“吸管”。根據有關專家估計，各類銀行機構從縣鄉村抽走的資金，近幾年每年大約在3000億元左右。
　　為什么會這樣？根本原因無非兩條：一是農業收益太低，農民不敢貸款，金融機構也不愿放貸。二是農村信貸金額小，管理成本太高。小額信貸的一個最基本生存法則，就是利息要求較高，否則難以為繼，而中國傳統農業尤其是種糧則是個高風險低收益的行業，如果支農信貸資金價格過高，無疑將與農業低效益形成強烈反差，二者不可能“成交”。因此，如果要從整體上保障國家農業和糧食安全，必須從國家層面大力發展政府補貼的政策性銀行信貸和保險，而不能指望小額信用貸款。
　　一些信貸機構確實也在民間以1%甚至更高的利息小范圍攬儲，而放貸收益則一般不低于月息3%。但這些貸款的去向，卻不會流到農村、農業，而是相當一部分由急于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做了進城的創業資本，真正流到中小企業頭上的有多少，恐怕相關部門都還未掌握數據。
　　想想那些沒有多少社會關系和技能的農民，做什么產業才能付出36%以上的年息后還能賺錢？在廣東一帶活躍著很多“跑業務”的進城農民，他們的任務就是“活動”一些工廠的采購員采購他們“代理”的產品，說白了是一起騙老板，運氣好的可以把街上十元錢的產品賣到二十元，甚至一夜暴富；運氣不好的十年八年的青春砸在里面而毫無起色，甚至也被各種采購員和假冒采購員騙，產品賣出去，款卻回不了。如果遇到產業結構調整或經濟的全面不景氣，這些人的命運就更堪憂，其背后的小額信貸資金鏈條也將面臨斷裂的危險，弄不好就會演變成中國式的“次貸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正源自對低信用人群的高息貸款，而小額信貸同樣是對低信用人群的高息貸款！現在這方面的問題還不突出，主要是小額信貸還不夠發達，民間借貸也基本上只在親友間進行。
　　發展小額信貸當然是大勢所趨，但其價格的降低不能全靠市場的自然競爭來實現。我們還需要通過國家的金融力量，通過大力發展低息、高效、安全的農村抵押貸款來為小額信貸的價格“托底”，確保進城農民以較低的利息獲得創業資本，也確保農村金融的安全。